以上所举，皆邹学熹“医易会通”承先的部分内容，下面再从所著《易学精华丛书》有关“医易会通”的内容谈谈启后的问题。
一、易学与内经理论的会通
《黄帝内经》是中医与易学会通的经典著作，成书于战国时期，讲五运六气、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以及各种病证产生和变化的原理，治疗的原则，但这些基本的原理原则，都根据易学所发现的一整套自然规律而来。古代尚无文字的时期，有用符号表示的，如卦爻符号；有用图画表示的，如太极图；有用数字表示的，如河图、洛书。这些都是古人仰观俯察，远取近譬，从天文、气象观测中得出的基本法则。现根据古代宇宙观将其观测程序简述如后：古人站在高处，发现天覆于上，地载于下，人在中间，得出天地人三才的概念。《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古人观察到天体运行不息，而感觉不出大地在运转，因此以地为静点，而得出“天动地静”的概念。为了术语上的统一，以圆为动，以方为静，而提出“天圆地方”的天文观。又观察到天地中间还有雷、电、风、云、雨、雾的变化，湖泊、高山、水火、大地的存在，所以继乾为天、坤为地之后，而有雷风相搏，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之论。
古人还从观察中发现太阳的运行关系到气候寒热温凉的变化，万物的生长收藏，于是得出四时气候不同的概念。由于太阳从左东升，向右西落，于是得出左右、上下、四方、六合等概念。
从太阳东升西落，经过南天，没入地下，而得出东南西北四正的概念；从太阳冬至节出没得最高，夏至节出没得最矮，而得出四隅的概念。由于太阳晴朗时可见，晦暗时不见，而得出显隐的概念。由于太阳到天顶的轨迹有升有降，而得出高卑、上下的概念。由于太阳轨迹移动到一定地点又折回来，而得出往复、迎随等概念。由于太阳晷景在地下成360度圆，周而复始，而得出循环、周期等概念。日体常圆，月有亏缺，而得出虚实、盈亏等概念。并从天地万物是有形的，气化活动是无形的，而无形的气化活动，总是以有形的实体为基础进行的，因此得出“气附于形”，人们必须“因形察气”的方法，中医的生理、病理观，诊断学和药理学，都是本此而建立的，以上也就是由八卦产生的阴阳学说在各方面的推衍。
医学家和易学家还建立了不少的观测标准，以观测天体和人身。如以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以观测天人之间的阴阳变化；以五星正变，四时气候转移，而审五行之象；以五纪盈虚而审五运之岁；以六气代谢，而审季节时令；以八方衰旺，而审八卦之位；以八门开合，而审八风之气；以甲子纪年，而审岁运等等。
《内经》还有大法、师法和心法。大法则本易学三大原则：贯通百事，即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加己见，所以言不泛论，事不虚构。表征感衰，即言要从时间上看问题，因四时变化才有盛有衰，所以要“因形察气”。殷鉴兴废，即言要从空间上看问题，抓阴阳对立。如九大论之谈气化学说；阴阳离合论之谈三阴三阳离合；六节藏象论之谈天以六六为节，人以九九制会；藏气法时论之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九宫八风篇之论太乙下九宫，皆涉及《内经》之大法。师法即指口耳相传之秘，如论中有关刺法内容皆有师承，是理论与实践相合的论述。心法即融大法与师法为一体，如有关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的论述，皆医家之心法。
《内经》的编写体裁也较特殊，不仅仅是问答体，而是在当时“托古改制”的影响下，仿史家“以时系事”的手法而“以人系事”。“托古改制”即假托黄帝、岐伯等古代圣哲，以增强其学术的说服力。凡提黄帝之名，则知讨论的是本篇、本节、本段的纲领性问题；凡提岐伯之名，则知涉及的都是医学有关的问题；凡提鬼臾区之名，则知涉及的是有关天文、气象学的问题；凡提伯高之名，则知叙述的当时医家之传述；凡提少师、少俞之名，则属后世新兴之学；凡提雷公之名，则为推衍之文；不标题者，则属其他学派之论。
邹氏从《易经》角度来了解《内经》的理论体系，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可以通过两部经典来了解、掌握有关天地和人身变化情况，以便保持统一平衡和调整一致，综上所述，说明“医易会通”并不是一句空话。
二、易学与伤寒理论的会通
汉代张仲景著《伤寒论》，奠定了伤寒学派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六经学说。但六经则来源于易学之理，六爻之论，六经是根据阴阳之气的多少，结合阴阳两方气化活动的初、中、末阶段来划分的。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由于日、月、星的运行，应运而产生了各种气化活动，再因运行的方位不同，便形成了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变化，人从天气的观察所得，而分出三阴三阳，在太阳则从寒化，在阳明则从燥化，在少阳则从火化，在太阴则从湿化，在少阴则从热化，在厥阴则从风化。但后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仲景对此书不曰《六气论》而曰《伤寒论》呢？但这一问题在《易经》和《内经》中早已回答，邹氏对此作了深入浅出的说明：他举出《周易·系辞传》“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一语点出了六气以寒和暑两端为起止点，而《伤寒论》则从“寒”这一点开始推演六气病变，讲述证治方法。为什么要强调寒和暑这两个起止点呢？这是根据古代始终之学决定的。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三、易学与温病理论的会通
温病和伤寒一样，也包括六气为病，如温病有风温，有暑温，有湿温，有温疫，有秋燥，有暑月感寒（阴暑），但温病也不称《六气论》而曰《温热论》，这就从“暑”这一点开始推演六气病变，讲述证治方法，由此可见一斑了。在辨证上，则有卫气营血和三焦两大辨证纲领，这不外本气血、脏腑，而气血、脏腑又不外阴阳而已。在治法上，伤寒因寒邪起病，寒为阴邪伤人阳气，故以“扶阳气”为主。温病因热邪起病，热为阳邪伤人阴液，故以“存津液”为主。所以苏征保在《温病条辨》序言中说：“天地阴阳，日月水火，罔非对待之理，人自习焉不察，《内经》平列六气，人自不解耳。伤寒方法，法在救阳，温病方法，法在救阴，明明两大法门，岂可张冠李戴耶！”从清代医家叶天士开始，很多温病学家都从临床实践中发现，温病的病理变化和证候表现，都与卫气营血的功能失调有关，所以把它作为了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营卫、气血仍不外阴阳的互辞，是阴阳在人体的表述。卫和气、营和血又是二而一的东西，在温病的复杂变化中，可用以表示温邪为病的浅深。叶天士所以说：“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温病学家陈光松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自其约而言之，则卫为气，营为血；循其等而言之，则卫为气之标，气为卫之本，营为血之帅，血为营之徒也。是以气居卫之后，血居营之后也。”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三焦辨证，分上、中、下三焦。上焦在胃上口，贯穿横膈而上于胸中，这里正是心肺所居之处。温邪上受，首先引起手太阴肺和手厥阴心包络的病变。叶天士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吴鞠通论上焦的治法说：“治上焦如羽，非轻莫举。”因上焦部位最高，接近于表，所以凡属上焦的温病，多采取轻清的方药治疗。中焦在横膈下，乃脾胃所居之处，温邪传入中焦，可以发生阴阳两方面的变化，一从阳明燥化，出现里实热证，一从太阴湿化，形成湿热夹杂之证。吴鞠通论治疗大法说：“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所以中焦用药，当纠其偏而致平安。下焦部位在脐以下，乃肝肾所居，若温邪入于肝经，多见阴虚阳亢之证，温邪入于肾经，多见真阴亏损之候。吴鞠通论治法说：“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因肝肾阳亢阴竭之候，多宜气味厚重之药，始能达于病所。
四、易理在方药方面的会通
药物性味，即药物阴阳之互辞，就四气而论，则以温热为阳，寒凉为阴，至于平性，亦有阴平、阳平之不同。就五味而论，则以辛、甘、淡为阳，酸、苦、咸为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还将药物性味，与阴阳厚薄、升降浮沉结合起来论述。如说：“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经文中的阴味，指药物中的酸、苦、甘、辛、咸五味；出下窍，言五味属阴，味厚而性沉降，故多下出于二阴之窍。阳气，指药物的温热、凉、寒四性；出上窍，言四气属阳，气薄而性升浮，故多上出于头面诸窍。下面再将药物气味阴阳厚薄的特性，分项介绍如后：味厚为阴，厚则泄，泄在此指具有消导、泻下之类药物的功能，如芒硝、大黄味厚而具有寒下作用。
味薄为阴中之阳，薄则通，通在此指具有通利之类药物的功能，如茯苓、通草味薄而具有利水的作用。
气厚为阳，厚则发热，指具有温阳助火之类药物的功能，如肉桂、附片，气厚而具有增益阳气的作用。
气薄为阳中之阴，薄则发泄，指药物具有解表发汗的功能，如麻黄、薄荷，气薄而具有透热出表的作用。
在方剂组合方面，君臣佐使，亦为阴阳在主从上的应用。七情合和，除单行者外，相须乃指两种功用相同的药物配伍，以成倍地加强功效。相使乃指两种功用不同的药物配伍，以成倍地加强疗效。相杀、相畏，是指一种药物能减低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其中起消除毒副作用的一方称为相杀，被消除毒副作用的一方称为相畏。相恶，指两药配合后，其中一种药物能降低或消除另一种药物治病功能，则称为相恶。相反，指两药配伍后，能产生剧烈的毒性作用，称为相反，以上七情合和皆阴阳相对。很多处方，皆以易卦命名，如定坤丹、乾坤补坎丹、坎离丹、清震丹、交泰丸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