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本溯源，博采诸家
朱氏从医近60载，饮誉医坛，蜚声海内外。年届七十有八，仍思路敏捷，审证精当，药多奇中，其根源在于他有扎实的功底。
朱氏在17岁时赴“名医之乡”——江苏武进孟河学医，拜马惠卿先生为师，马师乃御医马培之之孙，家学渊源，根基深厚，使朱氏受益匪浅。后在上海中国医学院继续深造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在章次公先生处实习，受章先生的亲炙，学乃大进。章次公先生对祖国医学造诣精深，具有十分渊博的中医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注意汲取现代医学之长，颇多创见。朱氏回忆当年在上海随章次公先生学习的情景时，不无感触地说：“章师思路敏捷，学识渊博，临床颇多独到经验，对内科疑难杂症，尤擅其长。在那里，我学会了掌握主题的读书方法，抓住主要矛盾的辨证手段，以及灵活选方用药的技巧。章师一贯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主张，对我影响尤深，后来我之所以能兼收并蓄，重视民间单方，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都是章师正确引导的结果啊！”这番话既是引导、启发，也是鞭策，催人奋进。
朱氏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首先深研经典，然后旁通诸家。认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的客观方法，集中体现在四大经典著作中。他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分为四步：
（1）通读原文，窥其全貌。例如《内经》一书，其“文简、意博、理奥、趣深”，不通读原文，就无法窥其全貌，理解全书的主要精神；不通读原文，更无法认识和辨别精华和糟粕。（2）熟读警句，掌握精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3）独立思考，兼参校注。（4）前后对照，融会贯通。朱氏一生悉心钻研经典，他认为《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源流，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之纲领、法则，悉蕴其中，必须下苦功认真熟读领悟，才能打牢基础，掌握深入堂奥的钥匙。同时对仲景学说也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它是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同时又丰富发展了《内经》理论，把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加以结合而产生的中医辨证治疗学。仲景学说是质朴的、严密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六经辨证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外感热病，同时也适用于内伤杂病。翻开《伤寒论》，六经病都有一个客观标准和传变规律，因为病有常，就有变。《伤寒论》把正治、反治、斡旋，救逆诸法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它的核心，又离不开阴阳，离不开正与邪的斗争这根主线。它讲辨证立法，但又离不开八纲的具体应用。例如《伤寒论》56条云：“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此条说明，“头痛有热”的症状在太阳病与阳明病均可见到，前者系风寒外束，后者因阳明燥热上冲；但要区别其为太阳表证，抑为阳明里证，又当审之于“小便”；若小便黄赤，里热炽也；若小便清，则病在表也。其辨证之精细，于此可见。朱氏对明清崛起的温病学亦进行了研究，他说：温病学是《伤寒论》延伸和发展，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要从源到流地进行继承和发扬。对秦汉以来的历代主要著作如《千金方》、《外台秘要》，金元四大家学说均作浏览深研。朱氏对明代孙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全集》，非常赞赏他学本灵素，又善于融会变通各家之说，在临床上孙氏强调以“明证”为主，于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字，谆谆致意，朱氏认为这是既辨病证，又别病位和层次的辨证要领，执此则“证”自“明”矣。孙氏在学术上不存偏见，对于前人之说，总是择善而从，用其长而去其偏，这种治学方法朱氏认为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效法。对前人的医案亦是爱不释手，他认为医案是临床的实践记录，是第一手资料，是最现实、最生动的素材，是活的经验，一部好的医案，往往是一位医学家数十年经验的结晶，可以从中领悟前人的辨证思想，学习到辨证论治的方法，其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对青年时代的朱氏影响较大的除章次公先生外，还有盐山张锡纯先生。每当诊余之暇，他经常翻阅张锡纯先生的《衷中参西录》，此书是张氏毕生医疗实践之经验总结，内容精湛丰富，他百读不厌，书中许多有效方剂，他应用于临床，发挥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对张氏创订的“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心肺功能低下、全身衰竭之候）、参赭镇气汤治虚喘（心脏性喘息及慢性肺心病之上盛下虚者）、镇肝熄风汤治中风（包括高血压脑病、脑动脉硬化、脑血管意外）、振颓丸治痿废（脑血管意外后遗症、截瘫、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所致运动障碍者）、参赭培气汤治膈食（食道憩室、食道痉挛、贲门痉挛等所致之呕逆）、金铃泻肝汤治胁下掀痛（非化脓性肋软骨炎、胆囊炎、结核性腹膜炎、阑尾脓肿、盆腔炎）、建瓴汤治肾性高血压、硝菔通结汤治大便燥结久不通（肠梗阻）、活络效灵丹治症瘕、心腹瘀痛（宫外孕、肝胃气痛、盆腔炎性包块、输卵管积水、心绞痛）、理冲汤治闭经、固冲汤治血崩、安胃饮治妊娠恶阻等经验方，颇为推崇，经常引用，并随证损益，多收佳效。故有人称朱氏是得力于“南章北张”。正是由于他勤奋博学，兼收并蓄，采撷众长，融会贯通，善于化裁，故临证时始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朱氏对《内经》中治疗血枯闭经之名方——四乌鰂骨一藘茹丸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他说：四乌鰂骨一藘茹丸旨意深矣！乌贼骨咸温下行，主女子赤白漏下及经闭血枯，又能涩精秘气；茜草既能止血治崩，又能补益精气；雀卵气味甘温，为补益精血之妙品；鲍鱼能通血脉，益阴气。《内经》此方，是为肝伤所致而设。认为此方实际上是一张通补奇经之祖方。一般说来，奇经病变都是大病、久病所累及；冲任二脉的病变，除因直接损伤（如手术）所导致外，大多起于慢性久病之后，所谓肝肾损伤，累及奇经。他认为此方之组成有两大特点：其一，选用了雀卵、鲍鱼等动物药来填补精血，既是养肝肾，又是益冲任。后世医家所谓“味腥气秽，善走奇经”，即是受其启示。其二，以补涩为主，涩中寓通。乌贼骨、茜草不仅能固涩下焦，而且能通利血脉，所以说二味能行能止。为何要通？盖非通经气不能行，非通不能入脉。这是调理奇经的一个重大法则，足以启迪后人。朱氏认为此方之应用是十分广泛的，除用于伤肝经闭外，还适用于崩漏，特别是暴崩。盖暴崩冲任失守，下焦不固，证情最急。他说，尽管在辨证上可以分为肝不藏血，脾不统血等多种类型，但治肝、治脾总有鞭长莫及之虑，莫若固摄冲任为先，待血崩止后，再调肝脾，以治其本；雀卵不易得，鲍鱼价昂，可取其意，代之以鹌鹑蛋、鹿角胶、龟板胶、紫河车、淡菜、阿胶之类，但需根据证候阴阳之偏颇，随证选药。茜草、乌贼骨固摄下焦，加入紫石英、龙骨、牡蛎等以补其不逮，可以收效。此方还适用于带下病，近代名医张锡纯善用之。张氏谓“带下为冲任之证，而名为带者，盖以奇经带脉，原主约束诸脉，冲任有滑脱之疾，责在带脉不能约束，故名为带也”。制“清带汤”（生山药、生龙骨、生牡蛎、海螵蛸、茜草）治“妇女赤白带下”。单赤带，加白芍、苦参；单白带，加鹿角霜、白术。张氏此方，即从四乌鰂骨一藘茹丸引申而来，假使既有下元不足之见证，又有湿热瘀浊逗留之带下，张氏此方即欠熨贴，朱氏认为还需参用土茯苓、蜀羊泉、白槿花、扁蓄等泄化浊瘀之品始称允当。泄浊之品，直达病所，殊堪效法。
再如，《伤寒论》从小便利与不利，作为蓄水与蓄血辨证之重要标志。盖蓄水者，病在气分，气化不利，故小便不利；而蓄血则病在血分，并不影响气化功能，所以小便自利。朱氏认为，这仅仅是言其常，而未能尽其变。假使瘀血阻滞，影响气化功能，不仅可见小便不利，还可见肿满之疾。从临床实际来看，风湿性心脏病、肝硬化腹水、肾功能衰竭等，均可见小便不利，或腹水、或肿满等证候。而此等疾患，均有不同程度之瘀血表现，假如仅就小便不利这一症状，从气分来处理，就难收到预期之效果，而有时采用化瘀药后，则可获得明显的功效。这是发人深省的。
朱氏采用《伤寒论》“抵当汤”中的水蛭，将其研为粉治疗“风心”证见心下痞坚、腹水、小便不利者，及“肺心”而面浮、喘促、足肿、小溲短少者，其效均较佳，足以佐证其认识之正确。
二、提高升华，颇多创见
朱氏认为，在广泛使用前人经验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探索新的线索，总结新的规律，更好地提高辨证识病的水平，是当代中医的职责。他躬身实践，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提高升华，颇多创见。在50年代末，他提出通过眼血管的望诊，来协助肝炎的诊断。这一方法就是以《内经》中“肝开窍于目”为理论基础，同时受到《本草纲目》秦艽条下，引崔元亮《海上方》用秦艽治黄疸，述其症状“目有赤脉”的启示，而提出的。他曾系统地观察了肝炎病人眼血管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肝炎病情的加剧、好转或恢复，眼血管的色泽、扩张、弯曲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凡肝炎患者，其球结膜血管不仅充血，而且还有如锯齿状的弯曲出现。凡是眼血管弯曲明显者，为早期象征；扩张较剧，色鲜红者，为病势演进之征；模糊或不太明显者，则为病程已长或向愈之征，其血管末端有黑点者，表示肝区疼痛较剧。病症向愈的患者，肝肿已缩小或不能触及，其眼血管变化亦随之逐渐消失。所以，眼血管变化对肝炎的诊断和病情进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朱氏将这一独特的诊断方法写进《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一书中，从而为中医诊断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又如朱氏根据《灵枢·五色篇》“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之启示（“子处”，朱氏认为不仅指子宫，且包括男性生殖系统），创“观人中的色泽及与同身寸长度之差距”来诊察男女生殖系统病变的方法，并经300例临床观察，发现正常人“人中”长度与中指同身寸基本相等。凡是不相等的，无论男女生殖系统均有病变。且差距越大，症状亦愈明显。“人中”短于同身寸者较为多见，在男子往往有阳痿、早泄、不育、不射精、子痈、狐疝等病，在女子则有经、带、胎、产诸多病变。“人中”长于同身寸者常为子宫下垂。若兼人中沟深者，常为子宫后位；浅者多为前倾；宽阔者多为子宫肌瘤。人中部位的色泽亦有诊断价值，凡色黧黑者，多为肾阳亏虚；色青者多见腹痛有寒；色赤者内有郁热。“人中”诊法常为人们所忽视，朱氏的探索丰富了诊断学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