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又云：“郁者，结滞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六气着人，皆可致郁。然细考临床所见，因七情而致郁者居多，七情过极，首害气机。《素问·举痛论》云：“余知百病皆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所以说，六郁之中，气郁为先，气滞则血瘀，气郁则化火，气滞则湿不化。湿滞则蕴结为痰，气机不利，饮食亦不得运化……。六者相因为病，多有兼夹，初在气分，久延血分，初起多实，久则伤气耗血，传为郁劳，沉疴。
肝主疏泄，恶抑郁而喜畅达。所谓“疏泄”，即是肝脏通过调节气血的运行而实现的对机体的精神情志、饮食的运化、水液代谢等诸种生理活动的燮理作用。《素问·奇病论》：“夫肝者，中之将，取决于胆”，故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气化，都必借肝胆春升之气的鼓舞疏泄，方可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相反，若七情过极，气机郁滞，首先受到损害的是肝胆的疏泄机能，因木郁而致其它各脏气机之郁。据临证所见，肝气郁于本经，则胸胁满而痛，喜太息；肝郁乘脾，则脾运不健，中满少食，呕恶痛泻；肝郁侮肺，则咳逆喘息；肝气冲心，则惊悸怔忡，胸痹心痛；肝病及肾，则封藏、施泄失度，而见淋闭不通，遗精阳痿、月事不调诸证。是故赵氏认为：木郁是五郁之首；气郁乃六郁之始；肝郁为诸郁之主。
由于气郁为六郁之始，肝郁为诸郁之主，肝主疏泄，取决于胆。故治郁必须以疏利肝胆气机为主，即顺其达畅之性，伸其郁、开其结、行其气、化其血，俾春气升而万物化矣。且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最宜苦泄而凉润，大忌燥涩呆补，故赵氏在临床上常选用小柴胡、逍遥散两方，灵活化裁，或气血兼顾，或寒热并用，或攻补兼施，或调理肝脾，或和降胆胃……从而达到和解内外、交通上下、疏瀹气血之目的。方虽寻常，往往以平淡制胜，此正“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散”之意也。
小柴胡汤乃和解少阳的主方，素称和方之祖。后世之逍遥散、柴胡疏肝散、柴平汤等和解之剂，皆遵本方之义衍化而成。
少阳之脉历三焦、布胸胁而属胆络肝，柴胡证虽病属胆与三焦，但由于其经脉的络属关系，以及其主持枢机的生理功能，而使其病理变化得以波及阴阳、表里、上下、内外，且具有发作有时，病情多变的临床特点。观《伤寒论》小柴胡汤证的“或然证”甚多，这不仅说明本方证之复杂多变性，同时也证明本方治疗效用之广泛性。
赵氏将本方加减活用，取其调肝胆、和胃气、谐营卫、行气血、畅三焦气机、通表里上下之功，治疗“热入血室”、“不饥不食”（胃神经官能症）、“气郁胃反”、顽固性呕吐（神经呕吐、妊娠呕吐）、“癃闭”（泌尿系统感染、肾盂肾炎及慢性肾衰）等症，皆获得满意的疗效。
如曾治石家庄某少女，因在校考试成绩不佳，教师当众批评，羞愧莫及，遂患气郁胃反之症，凡朝食之物，暮皆徐徐吐出，吐尽乃止。当地某中医以柴胡疏肝散投之获效。然停药则复作如故，因来京求治。赵氏据其病史、脉症，改用小柴胡汤合旋复代赭汤加吴茱梁治愈。据赵氏临证体会，柴胡入少阳而升清，吴茱萸行厥阴以降浊，二者升降相因，激荡溃邪，然服后出现一过性不适，必须事先告诉病家。
逍遥散乃小柴胡汤变化方，功主理肝脾而调气血。本方遵“木郁达之”之旨，疏肝解郁以条达气机，养血和营以柔肝缓急，更伍益脾健运之品，培土以御木侮。气血兼顾，肝脾同治，组配缜密，义理环周，补历代推为解郁诸方之着。
临床上，以本方为基础加减变通方甚多，如“黑逍遥散”治肝郁血虚；“丹栀逍遥散”治气郁化火等。临证尚多见逍遥散证备，而舌红少苔者，赵氏每以玉竹代白术，改燥脾为润脾施治，获得良效，但不失理肝脾、和气血之方义。
赵氏执本方灵活化裁，曾治愈乳癖（乳房小叶增生症）、顽固性呃逆（膈肌痉挛）、眩晕（高血压或低血压）、头风（血管神经性头痛）、脏躁病（癔病）、梅核气等病症。如曾用加味逍遥散一方，治愈眩晕二例：赵某某，女性，年40余。十年动乱，因备受“四人帮”之迫害，郁怒难伸，肝气郁结，气郁化火，郁火上冲，发为眩晕（血压20.8／13.0kPa）。据其病机，赵氏用理气解郁、清热平肝之法，以丹栀逍遥散加夏枯草治愈。李某某，男性，晋中榆次人也。患招尤之症数年（血压11.7／7.8kPa）。屡服滋阴潜阳、补气之剂无效。询向病史，知病起于肝气不舒、阳郁不达，故嘱其耐心守服加味逍遥丸。越半年，血压恢复正常，诸症消失。
以上两例患者，病情虽有高血压、低血压之异，但由于抓住了“肝气郁结”这一相同的病机，行疏肝解郁之法，故令高压得降、低压得升，使逍遥一方，发挥出双相作用，结合前述各种病症的临床治验，充分体现了治郁要在疏肝的道理，及辨证论治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