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临床技能的提高首先植根于他对《伤寒论》辨证论治原理的研究和运用。《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善、理论结合实践的经典医著。历代医家倾心研究者数十数百，而习学运用者数千数万。研究者各有心得，运用者各取所需，虽然仁智万殊，而俱有所获，对临床辨治疾病起着决定性指导作用。张氏十分重视对《伤寒论》的学习、研究，他从四个方面认识和阐发《伤寒论》的精神，并以之指导临证实践。其一，从六经主证把握辨证论治的纲领。辨证论治贯穿于中医理法方药的全部过程。《伤寒论》将复杂的外感热病归纳为六大证类，分别体现了热病发生、发展乃整体观念的完整体现，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大纲和典范。以六经主证为纲的六经辨证论治的基本纲领，张氏认为，辨证方法虽然有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八纲、脏腑、病因等诸多名目，但六经分证的纲领性地位是其他辨证所无由取代的。例如，太阳病之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其实是多种疾病的初期形证，最确切不过。其他辨证方法无不以此为本，既是表证之纲，亦系上焦病之主要表现，可说是卫分证，亦可说是邪犯膀胱经腧的经络证，更可说是肺卫郁滞的脏腑证。又如，阳明病的“胃家实”，只三字便抓住了重点，确切地刻画了中焦病、胃肠病、里实证、气实证的关键病要，体现了“六腑以通为用”的道理，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可见，充分认识六经纲领的实质，便能掌握辨证论治的关键，对于任何一种辨证方法，都能执其牛耳，运用自如。这也正是“以伤寒方治杂病”的原因所在。其二，从方剂组成突出辨证论治的重点。六经各有主证，亦各有主治方剂。《伤寒论》方的组成特点是结构严谨，选药精炼，配伍有度，煎服得法。六经证候皆有主治方剂。方剂组成与脉证紧相联属。每方之配伍，或君或臣或佐，均与脉证切对，体现了脉证主次，病机因果，治法之从舍进退，药虽简约，而组织有致，远非杂方之红紫间色可比。其太阳病麻黄汤、桂枝汤之虚实之辨，阳明病三承气汤之轻重攸分，少阳病小柴胡汤之正邪兼及，太阴病理中汤之寓温于补，少阴病四逆汤之温阳救逆，厥阴病乌梅丸、四逆散之寒热燮和，不惟得治法制方之极则，尤能突出六经各证类之证治重点，诸多变证治法用方皆可由此化出。其三，从药物剂量强调辨证论治的原则性。《伤寒论》一书为后世揭示了极具原则性的辨证论治规范，它包括病证主次原则，证治轻重缓急原则等。而这些原则多是通过方药剂量体现的。相同的药物，可有剂量变化而组成由治太阳中风表虚的方剂，如从桂枝汤到桂枝加芍药汤，只改变芍药用量，便由治太阳中风表虚证变为治太阳误下伤里的里气急之证，其病证主次变化仅以药量变化以应之如此。又如，桂枝与麻黄汤合方一为桂枝麻黄各半汤，一为桂枝二麻黄一汤，前者因解肌发汗两兼而均小其制后者因解肌先于发汗而相应变其用量，其于证候轻重调治之相宜也如此。其四，从加减化裁突出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伤寒论》辨证用药有一定的规矩准绳，却又饶有变化。其“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反映了辨证用药建立在原则性基础之上的高度灵活性，为后世加减用药树立了典范。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临床必须权衡变化，坚持原则，灵活运用。张氏终以《伤寒论》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临床实践，法于有法，化于无法，取得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