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炭药应用经验
药物的炭化作用，最早见于《金匮要略》，而《千金方》中又专题论述，至六朝《雷公炮炙论》中载制药17法，其中爁、煿、炒、炮、煅都是不同的炭化工艺，由此可见中药制炭入药已有2000余年历史。随着用药经验的不断丰富，炭药的品种不断增加，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中国药典》中已收载炭类中药30余种，炭化药物是治疗中不可缺少的种类。
古人有“红见黑止”、“炒炭存性”、“炒炭止血”之说，炭类药主要用于止血，其实药物炭化的目的不仅止血。翟氏通过临床验证认为，药物炭化还有许多其它的作用。据有关文献记载，药物炭化后，分子空间加多，有吸附其它物质的特性，药物入肠后，能减轻肠内物质对肠壁的刺激，减少肠蠕动，而起到止泻的作用。另外，胃肠内吸收的种种有害物质，如色素、气体、细菌、发酵及细菌的代谢产物，可被炭化药物吸收。因此，炭化药物被广泛应用于胃肠诸疾病中。元朝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中的“十灰散”，就是以炭药治病的代表方剂。葛氏认为：“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宋唐慎微说“干漆烧令烟尽，不尔损人肠胃”，认为炭化后可减少干漆的副作用。《金匮要略》中有“猪骨灰解果毒”之记载。翟氏体会炭化有以下几种作用。
1．增强止血疗效
有些中药本身具有止血功效，经炮制成炭后，临床止血疗效增强，如血余炭、大黄炭、白芍炭、艾炭、地榆炭等。经现代药理证实，多数炭类药物具有缩短出血及凝血时间的作用。
2．增强吸附能力，提高渗湿作用
脾胃虚弱的慢性腹泻、遗尿、遗精等须用健脾固涩等药物时，加用一些炭化药物，不仅可增强疗效，且可减少其副作用。如陈皮炭、苍白术炭、椿根皮炭、黄柏炭等；陈皮经炭化后，能吸收胃肠不良气体，可调理气机，以减少腹胀；苍白术呈焦化状态后，可使吸湿能力增强，减少肠蠕动快而引起的肠鸣、便意，二术炒炭后药用，可以吸收多余气体和水分以固肠，从而有益于肠道吸收营养。《本草通玄》谓：诃子生用能清金行气，煨用则能暖胃固肠。现在我们知道诃子仁中含有类似蓖麻油的成分，炒炭后则成为缓和的固涩药物。椿根皮古人用以涩肠、止血、杀虫，改用炭药后，它的吸收和止血效果就很突出。有人报道，椿根皮单味治疗419例十二指肠溃疡患者，认为生用疗效差，炒成黑炭亦影响疗效，以炒成老黄者研粉吞服效果最好，可见药物的制作对疗效的影响极大。古人认为胃气喜降，逆则呃逆，胀满；脾气喜升，降则泄痢、下陷，因此临床上有了实胀和虚胀的问题。翟氏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发现，消胀通气，健脾化滞剂中，加入炭化药物可明显提高其化滞、消胀通气的疗效，如厚朴炭、焦三仙、内金炭。《斗门方》中就有用厚朴制炭，治疗气胀胸闷案；民间治疗溃疡食用烤糊馒头、枳壳炭。《博济方》有“如欲制其燥，助其消导可炒黑用”。在消食导滞方面老人与小儿最适宜用炭化药物。
3．脱脂去胶及其他作用
有很多动植物药物，含有角质、脂肪、挥发油、胶质等，有的必须炭化后方能入药，有的炭化后可以增强疗效。如血余炭，血余是人发，含有角质，须炭化以去其角质始能奏效；棕榈亦有角质包裹。炭化后易吸收，且增强止血疗效；侧柏具有粘腻松脂，酸质，不易溶于水，炭化后具有脱脂之意，充分发挥其止血功效。
还有一些药物炭化后可减少药物毒性：如川军、牵牛子、干漆、巴豆等。翟氏认为，制炭是为了增加药物的温热性质，减低辛散走窜之性，炭制后的药物还可吸收肠胃内多余的气体和水分，缓解腹胀、腹泻的作用（相当于活性炭）。
综上所述，翟氏对炭药的运用重点在于胃肠系统，主要用于腹胀、泄泻、出血、导滞这几个方面，很有特色。
二、对药应用经验
古人有“病不能泛治，药不能独用”的理论。遵循这一理论而诞生了多味药的配伍。早在《内经》中就有制半夏与秫米配合治疗失眠的记载。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也有“七情和合”的配伍理论，对于对药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历代方药专著中，带“二”字的方剂，都是“对药”。如二妙、二至、二黄、二神，还有不带二字的两味药方剂，如左金、交泰、乌贝、失笑、参附等，亦属对药范畴。药对是中药配伍的重要形式，是药物相互配伍，相互搭配的意义。对药配伍在理论和临床上均有充分依据。
对药属于中药配伍的范畴，但又有别于一般的中药配伍。对药的产生，主要是前人经验的积累，施今墨老先生善于使用对药，他使用的对药被人们称为“施氏对药”，施老曾自云：“对药作用即辩证法中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实践。”将对药的意义和范围更扩大了，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翟氏通过临床的反复验证，将“施氏对药”不断充实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经验。
对药组成具有一定的法度，离不开中医的治法理论。翟氏在中药学治法理论的指导下，擅长将两味功效相近的药物联合应用，以发挥和加强某一治法的独特作用。例如：在治疗咳喘症时，善用苏子、苏叶相须配对。苏子、苏叶性味辛温，质重主降，能降气定喘，二者皆能入肺经润宣两宜，协同作用，可增强降气消痰，止咳平喘的疗效。再如葶苈子配车前子，葶苈子辛寒，车前子甘寒，共具性专降泄之功效；葶苈子专泄肺气之闭塞，车前子利水除湿，能去痰止咳，两药合用，一治在肺于上，一治在肾于下，同使肺开则水自通调，气降则喘咳自平，水行则气亦畅，增强了泻肺行水，降逆定喘的作用。
翟氏还擅长在两药配伍使用时，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消除或减轻，即“拮抗作用”。例如，在治疗咳喘症时，应用麻黄配甘草。麻黄辛温性烈，开腠发汗之功极强，配用甘草可防麻黄发汗太过以伤正气。另外麻黄可使心率加速，配伍甘草可抑制他的这种副作用，使之发挥更好的止咳平喘功效。再如桂枝配白芍是临床常用对药。桂枝辛甘而温，性散主行，能开腠理，去风寒；白芍味酸而寒，性涩收敛，能和营缓急。《景岳全书》中有“盖桂枝性散，芍药性敛，以芍药从桂枝则桂枝不峻，以桂枝从芍药则芍药不寒”的记载，说明二药合用，起着桂枝辛散而不致伤阴，芍药酸寒而不致恋邪通营达卫，相互制约的作用。
由于疾病的复杂性、多变性，我们在临床用药时也由单一用药逐渐发展成两药配伍和多味药的联合并用，以望提高临床疗效，这样同时就出现了药量大，药味多，组方混乱，疗效不易判定的弊端。选用对药，对于复杂的病情可以几组对药合用，减少多余药物，药量也可根据对药的需要而精简，另外在使用毒、副作用较大的药物时，以对药形式出现，能起到抑制副作用、提高疗效的理想效果。因为对药具有多方面作用的特点，一般来说，对药产生的作用越多，临床应用越普遍，治疗效果越明显。例如：吴茱萸配黄连，古称之为“左金丸”，用量前者为后者的六分之一。丹溪原意以黄连之苦寒，清心泻肝为主，少佐辛苦大热之吴茱萸，行气解郁，引热下行，助黄连以降逆除呕；二药配伍，一主一辅，一寒一热，一上一下，使临床疗效大增，这样既可泻肝降逆和胃，又能清火调气散结。翟氏认为，对药是相对固定的配伍单位，但在应用时，须按病情而灵活变化。对药的配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复杂的病情变化时，可多种对药合用。
他在运用“左金丸”中体会到，若肝火犯胃，则黄连量多于吴茱萸量；若肝寒犯胃，则吴茱萸量多于黄连量，是从药量配比变化中，改变药对的功效主治。这进一步体现出对药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适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