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继承与弘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现针对中医药学的继承、弘扬和创新问题，浅述如下。
1．中医药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继承与创新反映其发展的基本特色：我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早在战国后期成书的《黄帝内经》以及其后相继编撰的《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著的刊行，为共同奠定中医药学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临床基础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秦汉以后历代的医学发展，实际上也反映了医学的不断继承、弘扬和创新。如晋唐时期，先后涌现了脉学专著——《脉经》、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简效诊疗专著——《肘后备急方》、疾病名候及病源专著——《诸病源候论》以及方治宏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体现了临床诊疗学的飞速发展，也充分反映了学术继承与创新的著述风貌。至于临床分科医著则有产科——《经效产宝》、外科——《刘涓子鬼遗方》、骨伤科——《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等专著，为临床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建树。宋金元迄于明清，又有内、妇、儿、外科以及眼科、喉科等多种专著和大量的方治、本草医籍陆续刊行，加之另有多种疾病的专著问世，使临床医学的内涵益趋丰富。而疾病的分科迄于元代已多达“十三科”，分科的明确，使之更切合于诊疗的现实需求。
至于有关中医基础理论的补充、发明和创立新说，临床各科病证在立法、遣方等方面的充实、变化与创新，使若干疑难重病的治疗水平有所提高或取得突破性进展。今试以消渴病（内科杂病中多属糖尿病）为例，在明以前，治疗多用金匮肾气丸作为主方，效验不太理想。明·张浩《仁术便览》用玉泉丸、茯菟丸，龚信《古今医鉴》用玉泉散；清·张璐《张氏医通》以六味地黄丸去地黄，加鱼鳔胶、潼沙苑施治消渴，这些方治体现了治法上的某些变化。而现代医家治疗糖尿病则以施今墨、祝谌予师生较负盛名。其常用药为：生黄芪、太子参、山药、苍术、石斛、生熟地、天麦冬、知母、黄柏、枸杞子、五味子、元参、芡实、乌梅、肉桂等药。实际上是增液汤、生脉散合生芪、山药、苍术、元参等药的合方。特点是脾肾兼顾，大法以育阴、清热、生津、调中为主，方药更切合消渴之病因、病机，体现其治法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创、发明，这是从临床方治的变化和创新中反映其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当前是中医药创新的最佳历史时期：建国以来，中医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特别是在创立组织机构方面，兼顾到科研、教学与临床工作三个方面的需求。50年代初，很多城市建立了中医医院，1955年由卫生部创办中医研究院，聘请全国各地名中医进京工作，并于1956年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全国20多个省、市开办中医学院和较多的中医药研究院，使中医工作获得蓬勃的发展。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和专区、县均建立了中医医院。很多西医教学、研究机构也投入了相当一部分人力进行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教学及实验研究。凡此，体现了科研、教学、临床的“多渠道”和“全方位”，为继承、弘扬、创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数十年来，中医药学已在继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继承多以挖掘、整理、研究古今中医药文献典籍和加强系统教学为主，并重视学习、继承当前活跃于各条战线，具有较高临床、科研、教学水平众多专家们的学术临床经验。我们须认识到在“继承中寓创新”的客观现实，因为创新的基础来源于丰富的医疗实践与深入的理论探析、临床观察总结以及实验研究等方面。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为恶性疟疾提供了高效、速效的治法，已为国际医学界所广泛推崇。但从临床文献加以剖析，此项创新渊源于中医古籍。青蒿以水渍、绞取汁饮服，治疗疟病，首见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而制成青蒿素则须以现代医学科技手段、综合研究予以完成。这可算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实例之一。
作为中医药的创新，目前正处于条件较为优越和成熟的时期。一是政策的支持；二是有机构、人员的配备；三是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改善和提高。而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精粹内涵给广大中医药科研、临床工作者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创新条件。
3．要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事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同志，应加强历史责任感，认真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得失，并结合现状以规划未来的工作重点。中国医药学从早期历史的学术临床奠基迄于今，进展最为显著的还是临床医学，自从19世纪西方医学广泛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生活于晚清的广东南海朱沛文，他在兼学西洋的解剖、生理以后，曾撰《华洋脏象约纂》，供中西医参照、比较，并提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朱氏反对盲目的“尊古”倾向，全书编出了新的学术风貌，后人将之列为“衷中参西派”。清末民初张锡纯是我国著名的临床医家，其所撰《医学衷中参西录》对于某些病证采用中西医药合治的方法，可谓是在疗法上的创新。而建国后的中西医结合，在疗法上的取长补短，增强治效，数十年来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其中“创新”的内涵已受到医界的高度重视。故加强中医学术临床和中西医结合创新和研究的力度，至关重要。
医学是不断发展的，我历来主张尊古而不泥古，提倡在深入挖掘祖国医学精粹的基础上，汲取多学科和现代科学知识进行学术、临床研究，并一贯遵循先师秦伯未先生关于“多读书、多临证”的教导，反对清代名医黄元御只重视《内经》、《难经》和仲景学说的观点。黄氏片面地认为：唯有唐·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源”，他一概否定后世医药著作的学术临床价值，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临床医学在唐以后迄于明清时期有很大的发展。近现代，从朱沛文、唐容川等的“中西汇通”到目前的中西医结合，这不只是认识上的提高和学术、临床方面的进一步充实、丰富与革新，也客观地反映了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值得重视、具有中国医学发展特色的渠道。
我阅习、研究中医临床文献40余年，深感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从事中医药工作的同志，必须珍视古今医家的学术临床，我在临证中对此亦有较深的体会。如主治肾炎，我过去曾总结、报道过治疗经验，50年代后期发表于《中医杂志》、《江苏中医》等刊物。当时采用益肾健脾、利水扶元等治法（急性肾炎则参照“风水”治法予以变化），有较好的疗效。但近十余年，我与同道交流治疗心得，有些专家在此基础上融入“通络、活血”等治法，能提高疗效，这也使我从中得到启发。又如50年代后期，有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大叶性肺炎而获效。60年代初，我曾在病房诊治多例病毒性肺炎，结合病毒感染的特殊性，我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以施治，采用“麻杏石甘汤加味方”（方药组成及其加减法，参见《名医名方录》第一集），其中的加味药，最主要的就是板蓝根，这是根据现代药理的实验研究予以酌定的，使其疗效有较显著的提高。清初徐灵胎《兰台轨范》载述：“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今后也应在各科疾病的诊治方面，进一步加强主方、主药的研究。如此，在临床医学的创新方面，其成果将指日可待。
4．中医药创新的基本方法：这个问题目前须引起各界高度重视，本人认为：
（1）必须深入挖掘、整理中医药宝库中的精粹内涵。特别是在确立研究课题（包括学术、临床、方药、治法等）的情况下，系统、全面地进行文献、信息研究，并在“去粗取精，由博返约”和深入辨析方面多下功夫。
（2）针对疑难重病（又当以西医治疗乏效的疾病为主）和常见多发病，从丰富的中医典籍和当代名医的证治经验中觅取高效或速效的治法，使之在诊疗中获得更多的突破与创新。
（3）加强用中西医结合和多学科、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中医药基础和临床、实验研究，使中医药研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先进性，昭彰于世。
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医学科学，它将为我们的继承与创新提供更多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