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疗学内容丰富，治法名目繁多，但归纳起来，不外大法与细法两类。大法指中医通称的“八法”，细法是八法的衍绎。如汗法有峻汗、轻汗、解肌之分，下法有峻下、轻下、润下之别，补法有养阴、壮阳、益气、补血之异，等等。有的细法是大法演绎的形象化，如益火生土实际是补法之温阳法，但温阳法不只限于益火生土。历代有关大法方面的研究颇多，而对细法的研究则较少见。俞氏注意到这一现象，所以着重于细法的应用研究。他的研究特点，是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并能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切中肯綮，入木三分，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
一、益火生土法
益火生土法古已有之，但历代医家多局限于益命门之火而生土。俞氏认为，益火生土法尚应包括益脾胃本脏腑之火。曾就这个专题撰写了《益火生土法则的认识与实践》一文（发表于《中医杂志》1964年11期）。
益火生土法临床应用范围甚广，无论何种疾病凡是因脾胃虚寒所致者均可斟酌应用。俞氏认为本法较常用于吐、泻、肿、喘四证，尤以泄泻证应用机会最多。脾胃虚寒及脾肾虚寒虽然可产生各种不同病症，但其临床表现有一定的共同性，即口淡无味，清涎自涌，甚或吐水，胃中苦冷，腹胀肠鸣，大便溏泄，面色多苍白，唇舌较淡，舌苔白滑，脉沉细缓弱。脾肾阳虚还可能增见大便溏滑甚或失禁，肢末不温，或面浮跗肿。这就给益火生土法的应用提示了一定规律。
俞氏应用益火生土法，在选方遣药方面，脾胃虚寒者常用理中汤，脾肾虚寒者加桂、附，或用理中合四神丸。肾阳虚而有阳损及阴现象者，用金匮肾气丸（改汤）。有些患者脾胃阳虚而又有阴液亏损者，常取和胃益脾之品别加炮制，意在“以火益火”，如参、术、淮、扁炒令黄或焦，使诸药存其性而变其气，既能益火，又能助阴，在临证上亦有一定意义。
二、引火归原法
引火归原法是针对肾火妄游（即“浮火”、“浮阳”）而设立的一种治法。根据俞氏体会，肾阴亏虚容易导致肾火妄浮的病理形成，是由于肾阴亏虚，阳无所附而浮越于上。它所导致的病变是多方面的，如引动肝阳，则为头晕、耳鸣、面赤；挟胃火上浮，则为口疮、齿痛、消渴；扰及心神，则为惊悸、失眠；肾气不纳，则为气喘，等等。肾火妄浮之“火”既非实火、邪火，治法就不宜苦寒直折；同时由于它既有阴虚的一面，又有阳衰的一面，不同于阴寒内盛、阴盛格阳证，也不同于阴液亏损、虚火上炎之证，宜宗前贤“……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以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之下行，所谓导龙入海、引火归原，如八味汤是也。”（《医学心悟》）俞氏临床上常用引火归原法（以金匮肾气丸为主方），治疗内伤发热、眩晕、失眠、惊悸、消渴、口疮等病症，均获比较满意的疗效。我们曾经阶段性总结了他对引火归原法则的认识与实践经验（发表于《云南中医杂志》1982年6期）。根据我们的体会，俞氏应用引火归原法的规律可归纳为三点：
①引火归原法适用于肾火妄浮的病症。肾火妄浮的主要病理机制在于肾阴不足，以致龙火上僭。其临床表现是多方面的。
②引火归原法临床应用范围颇广，举凡内伤发热、头痛、眩晕、耳鸣、鼻血、喘证、消渴、惊悸、失眠、水肿、淋证、癃闭、牙痛、咽痛、口疮等属于肾火妄浮者均可应用。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不同，但有一个共同规律，即既有肾阴亏虚的表现，又有肾火不安其位的表现。
③引火归原法是中医独特治法之一，实际上也属于“反治法”范畴（下文将详述“反治法”）。它既与苦寒泻火有异，与扶阳抑阴也有区别，与反佐法也不尽相同。临床上常用的方剂有金匮肾气丸、七味地黄丸、滋肾通关丸、景岳右归丸等，以金匮肾气丸为代表方。其中肉桂、附子辛热，能入肾命之间同气相求，引火归宅为主药。
三、既济法
既济之名始于《易·既济》，本义为水火相交，互用互济。中医临证以水火之性比拟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据此原理而推出既济法。
既济法的具体应用是以辛温辛热药与苦寒或甘寒药配伍，使水火相交而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其治疗作用是交通阴阳，调理气机升降，因而它是针对上下脏腑器官之间水（阴）火（阳）失济，表现上寒下热或上热下寒或寒热交错、气化失调的病证而设。根据俞氏临床经验，既济法虽非中医治疗常法，但对某些顽症，用之得当，常可收到奇效。如消渴病，有因无根浮火上越者，用玉女煎养阴清热，加肉桂一味引火下行；有因下元不足，阴津内耗，阳气又虚，津液不能升腾于上，用金匮肾气丸（改汤），助气化，升津液，使水火既济，阴阳协和。小便骤然不行，口不渴，下腹胀满，多因肾与膀胱蕴热，是无阴则阳无以化，故水不能出。用知母、黄柏苦寒养阴，稍佐肉桂辛热通阳，使阴阳相交，水火既济，气化则能出矣；若膀胱气化失调，水道不约，小便失禁，须清心滋肾，稍佐肉桂引火归原而调气化，使阴阳相交，水火既济。牙痛有因郁火而致者，用生石膏、知母、细辛、白芷、良姜五味药（自订验方），取甘寒与辛热配伍，上散火下清热，相互为用又相互制约，合既济之义，疗效颇佳。
传统的既济法是应用于心肾水火二脏不交所出现的病症。俞氏在实践中还推广用于脾肾不交，他在《谈既济法的临床应用》（载于《新加坡中医学院1989年特刊》）一文中曾阐明了这个观点。他指出，中医书中尚未列“脾肾不交”正名，但临床确见到脾肾不交之证。众所周知，脾之主运化要靠肾阳（命火）的温燠，若肾阳不足或命火浮越，不能上交于脾，则精微不运，痰湿内生；而脾虚水湿不运流注下焦，又可累及肾的气化功能。又脾居中而溉诸脏，肾之阴精有赖脾之化生转输。脾阴不足亦可导致肾阴不足；肾阴不足又使肾阳不安其位，造成火衰不能燠土，因果循环不休。可见脾肾相交是客观存在。脾肾不交，治以健脾温肾为常法。但在水湿内停，阳气不布，寒热错杂的情况下，亦可使用既济法。曾治林某，胃脘胀，漉漉有声已40余日。知饥但多食则胀甚，伴嗳气食臭，清涎自涌。小便频而量不多，下肢微肿。近3日来兼牙龈浮肿，咽痛。脉小弦，舌质红苔薄黄。此乃脾虚不能运湿，肾虚不能胜湿，气化失调，水停心下，注入下焦，阳用不布，虚火上浮。拟健脾以利水，温肾以壮阳，并反佐苦寒以成既济，庶几脾肾相交。
并春泽、肾着、交泰三方为一方：潞党参、茯苓各15克，泽泻12克，白术、猪苓各9克，干姜、黄连各6克，甘草3克，肉桂心2.4克（另冲）。服三剂，诸症解除，一个月后随访未再发。
既济法具有寒热并用内容，但不等于所有的寒热并用都属既济法。据我们体会，既济法的原义是水火相交，从狭义说，水火相交即心肾相交。但火有君火、相火、五志之火，故从广义而言，水火相交不单限于心肾相交，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其要点在于水能上，火能下，而肾为水脏，兼司水火，所以不论是心之君火或五志之火以及浮越于上的命门之火，都要与肾水（阴）交通，离此即不属既济法。或问既济法与引火归原法有何不同？俞氏指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引火归原是在肾阴虚阳无所附而浮越于上的情况下，引龙雷之火返归其位。从这一点说，引火归原与既济法同一道理。但既济法不仅限于招龙雷之火归宅这一面，还有使肾水与心、脾、肺、胃之火交通的一面。引火归原与既济法都以金匮肾气丸为主方，又有相同的一面，但一方属多法、一法有多方，是常有的现象，即以肾气丸而言，它既是既济法与引火归原法的主方，又是补法中作为补肾（阴阳两虚）的主方，有的方剂书将它列入温阳法（包括益火生土法），都是大家公认的。而既济法主方除肾气丸外，常有交泰丸和清心养阴（如玉女煎、清心莲子饮）方中配伍肉桂，以及上面所举脾肾不交所用诸方。另外，引火归原目的在于“引”，于滋阴药中必加桂附；既济法目的在于“济”，可桂附同用，亦可只加肉桂；亦可不用桂附，如上述自订牙痛验方，就是以石膏、知母甘寒养阴，清肺胃之火，细辛辛温入肾（知母也能入肾养阴），使上下相交水火既济。
不是肾火上浮，故不属引火归原法。由此说明，既济法的临床应用范围较之引火归原法尤广。
四、反治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以下简称《大论》）有“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的记载。其中“甚者从之”意谓病情较复杂或病势较重者，治疗时要顺从其病气。如何顺从？《大论》指出：“从者反治”，显然，顺从就是反治。何谓反治？《大论》进一步指出：“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这就是从治法，也叫反治法。
由于疾病的发展过程常呈现一大群矛盾，往往寒热虚实错杂，此时从寒从热从虚从实，必须通过现象，找其本质。甚者，即指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矛盾现象；从之，即去伪存真。正如《大论》中所要求的：“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制伏病根，探求病因，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
俞氏曾撰写《略论‘甚者从之’》一文（《中医杂志》1979年7期），较全面地论述了反治法的涵义、内容及其具体应用。文中提出三个观点：
①“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当是“热因热用、寒因寒用”之误，这是根据原书上下文意和临床实践修改的。
②“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四个短句中的第一个“热”“寒”“塞”“通”是指药物的性能，后四个“热”“寒”“塞”“通”是指病的表现（恰切地说是指表面假象）；因，仍也，依也，也就是随顺、依从之意。把四短句的词义弄清楚，对反治、从治的含义也就不用多解释了。
③应用反治法，必须通过现象找其本质，即在错综复杂的病理现象中，排除假象，寻求真正的病因病位病性。正如《大论》中所说的“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也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说，反治法也是正治法，而且是更加精密的正治法。那么，前人为什么又有反治法的提出？乃因医者在纷繁错杂的疾病面前，往往被许多假象所迷惑而造成误治。它的提出，不过是教医者临证中要勤思考，善辨别，避免误诊误治而已。
临床应用反治法的机会很多。常见俞氏治疗长期发热或低热，因脾虚中气下陷，阴火内生者，用补中益气汤；气血不足者，用归脾汤；营血不足阳气外泻者用小建中汤；肾阴虚阳气外越者，用肾气丸等，都是属热因热用法。至于伤寒少阴病，阴极似阳，孤阳浮越出现的真寒假热证，应用四逆汤类方，热因热用更是屡见不鲜。有的病者，因热邪郁闭，阳气不能透达，而出现真热假寒现象，就是寒因寒用。如伤寒阳明白虎证和承气汤证，有时可能出现微恶寒或肢末厥冷等，这是临床常见的。风热外感和暑病也是如此，因热（暑）邪内郁，肌表反而有畏寒或畏风等，宜辛凉宣解。有些慢性病，如肺热阴虚，肺气失宣不主皮毛，或肝气怫郁，阳气不能外达，都可能出现畏寒怕风症状。对此，常分别用沙参麦冬汤合泻白散养阴清肺，或四逆散加丹皮、白芍、李根皮疏肝解郁，也是寒因寒用法。俞氏治痢疾，初起力戒收涩，主张导滞通腑，即使大便一日达十次以上，只要有里急后重、大便拘急不畅，都在导滞通腑方中加大黄，这是他治痢最常用的通因通用法。高热神昏、大便热结旁流者，也是采取通因通用。而对于大便秘结，特别是习惯性便秘则少用泻下药。他说长期便秘不是气虚无力，就是血虚肠燥，不能强通，只能用补（即塞因塞用）。小便不通，也要辨属虚属实，若是气虚或阴虚，用利尿法无效，往往愈利愈不利，只宜用补气升提或养阴增水，这也是塞因塞用。妇人漏下不止，屡用固摄无效者，须考虑瘀血不去则经血不止；若不腹痛、血色晦暗挟块者，多是有瘀血征象，宜活血化瘀，通因通用反能止血。闭经，有因气虚不能行血，或阴亏血少，均不宜通，只宜补，又是塞因塞用。
根据我们从师体会，反治法用之切当，常可收到出奇制胜之效；用之不当，则往往会产生不良后果，故非学验俱丰、辨证周详、心细胆大者不足为之。
五、“气反”及其治法
气反是一种病理现象，“气反者，本在此而标在彼也。”（张景岳语）俞氏早在60年代初，就曾对“气反”的涵义、病变机理及其治法作了专题探讨（《中医杂志》1972年12期）。
根据他的体会，针对“气反”这种病理现象，采取从疾病相反的部位去施治，往往能够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其具体措施有“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病在上，取之下”如头痛因胃虚肝逆，浊阴上犯者，用吴茱萸汤泄肝和胃，头痛随之消失；耳鸣因肾阴虚肝阳上亢者，用六味地黄丸（改汤）加磁石、石决明滋阴潜阳，耳鸣可得缓解；脱发用补肾益血之脱发饮（系自拟方，详见下文“经验方”部分）；内火炽盛迫血上行之鼻衄，用黄土捣盐敷涌泉穴以釜底抽薪，常见奇效。“病在下，取之上”如气虚下陷之癃闭、脱肛、子宫脱垂，用补中益气法以升提中气；大便秘结，用上焦宣痹汤开其上焦，使上焦畅通，津液得下，气化通调，不用下药而大便自行。“病在中，旁取之”多应用于针灸方面。例如，心胸痛针内关、大陵，胃肠病针足三里，这是因经脉贯五脏而络六腑，行于上下左右，故病在中，亦可从四旁取之。
他强调指出，上述治法是在整体观念的统一指导下，根据脏腑经络相互联系以及全身气化、血行相互沟通的原理，而采取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治法，其关键在于寻找病变的实质部位而进行治疗。
除上述益火生土法、引火归原法、既济法、反治法、气反治法之外，俞氏对解表法、养阴法、温阳法等也有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