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发经义细读深思多临证

一、反复深研举一反三

袁氏认为一部《伤寒论》，辨证论治，斯为典范，理、法、方、药开古今之医门，其意精奥，非反复阅读，前后互参，疑似之处，微甚之间，结合临床，细心领悟，才能得其旨，施其用。仲景设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对病证之变化掌握其规律，杜绝其演化，设法以御变，如29条之甘草干姜汤及芍药甘草汤例，就是表证兼阴阳俱虚时误用桂枝汤攻其表，致阴阳两虚，先与甘草干姜汤扶其阳，后与芍药甘草汤扶其阴，后连设二“若……”分别说明邪入阳明或烧针迫汗致阳衰的变证，则与调胃承气汤和其胃，或与四逆汤回阳救逆，此为仲景设法御变，示人发汗后可能出现的变化和证变方随的原则。但当看到，发汗过多，或烧针迫劫，亦可损伤心阳，或发为奔豚，与桂枝甘草汤或桂枝加桂汤治疗；亦可成为欲作奔豚的桂甘龙牡汤证；或致风火相煽，热毒炽盛，气血怫郁，失其常度，或发黄；或火气上攻，迫血妄行而见鼻衄；火毒伤阴则小便难；或火气攻心，发为谵语；诸多变证，当于仲景设法御变中举一反三，才能适应临证多变之病证。

袁氏六十载研经探旨，深知仲景用方之妙，惟在用法，此乃古人“方有成局”、“法胜于方”之谓。仲景《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足见方不及法，研究仲景心法，若不细心领会，则难察其中之堂奥。如治心下痞一证，有大黄黄连泻心汤，泻其心下之邪热，畅达气机以消痞；若热痞兼表阳虚者，主泻热消痞兼以扶阳之法，制附子泻心汤治之；如脾胃不和，寒热错杂，升降失司致痞，又立辛开苦降，和中降逆之法以消痞，与半夏泻心汤主治；兼水饮食滞者，于和胃降逆中又兼宣散水气法，与生姜泻心汤主治；若兼脾胃虚弱，谷物不化者，则立和胃补中，消痞止利为法，与甘草泻心汤主治，此治痞证之五泻心汤法。但细读经文，治痞何止五法，156条之水气致痞，宜化气行水，五苓散治之，水气得行则痞证愈，此又为消痞一法；又如161条脾虚弱，痰阻中焦，气机不畅所致心下痞硬，以旋复代赭汤补益脾胃，化痰和胃则痞消，此又为治痞另一法；165条少阳兼阳明里实之心中痞硬，拟和解兼通的大柴胡汤治疗，此亦治痞之法也。

然164条之心下痞兼表不解，“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大黄黄连泻心汤的煎服法；附子泻心汤的煎服法等均示人消痞之法，如此是谓法中之法。推而广之，桂枝汤、麻黄汤等等均是一方之中，非为一法也。袁氏精研探微，纵横跌宕，对仲景心法，微奥之处，心领神会，故临证中不拘一方，但求良法，举一反三，用之伤寒，治之杂病，皆能奏效。

二、广览注述择善而从

袁氏认为仲景撰《伤寒杂病论》一书，自晋代王叔和编次《伤寒论》以来，至今已1700多年，国内外学者注释者不下六、七百家，从不同角度去探讨仲景之法，他主张广泛涉猎诸家之述，以广见识，开阔思路，加深对仲景至精至微之理的认识。但毕竟学派众多，难于统一，当以能指导临床为其判断标准。袁氏十分推崇清代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对书中重视理法研究，又密切联系临床，是为《伤寒论》研究之佳本。对柯氏以方类证的立论、六经辨证方法及诸方的分析，反对方有执的“三纲鼎立”说，主张“以方名证，证从经分”的学术观点，认为《伤寒论》非单为伤寒而设，是为百病立法等观点，倍加赞赏。亦崇尚清代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认为尤氏提出的“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是着眼于各经病变的本证、变证、坏证、兼证、邪正虚实、病因异同的基础上制定的。临床抓主证，为其辨识疾病的要点，疑似证的分析，为其鉴别诊断的眼目，认为这种主次分明的辨证方法于临床辨证论治极有价值。此外对宋代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以验案阐发仲景辨证立法的精神，变通运用仲景之法，十分赞赏许氏尊古而不泥古的治学精神。对金代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亦很推崇，成氏分析各条之病机，对症状的分析、类似证的鉴别，对方药君、臣、佐、使，功能性味的阐发都极为精细，示人触类旁通，辨证有途。袁氏对诸家著述、医案，今之医学资料广为阅读，以对临证治病有实效为宗旨，择其善者以从之。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善于学习，博采众长，临床运用，随机应变，故疗效称着。

三、去伪存真扬其精华

袁氏治学严谨，讲求科学求实之作风。认为中医是朴素唯物论，其理论是在临床实践中产生的，故而，任何学说、制方用药，均须以临床检验为其标准。对《伤寒论》来说，由于成书久远，时代所限，其中某些内容不能为实践所证明，当予扬弃或存疑待考，如六经欲解时，“病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栀子豉汤的“得吐者，止后服”；烧散等，验之临床不应，袁氏则主删节或存疑。

四、融古参今运用经方

袁氏研经探旨，尤重于临床运用，他广览古今名著验案与今之西学汇通，采古之良方良法，治今病加减化裁，疗效称着。数十年临床探究，认为要用好经方，其要有五：

1．紧抓主证，明确病机：袁氏认为，有诸内，必形其诸外，主证与病机有着直接的联系，临证他善抓主证以明病机。经方治病，不以经分，以证为据，故主证为其辨证关键。主证，可为一症，亦可为一组症状，它往往反映了病的本质和主要病机所在，故抓主证，则明病机，方可立法遣方用药。如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为阳明热证之主证，故立辛寒清热的白虎汤治之。脉结代、心动悸是心阴心阳两虚之主证，与养心复脉的炙甘草汤治之。一般说来，主证与病机都有着本质的联系。但亦有同病异治者，不可不晓，即同一主证的出现，其病机不同，施治亦异。如下利为主证，有表邪内迫阳明致下利者，以葛根汤逆流挽舟；有脾虚寒湿下注者，以理中汤温中散寒除湿为治；亦有热利之黄芩汤者；四逆汤之扶阳抑阴者，诸多病证，均可有下利之主证，又当以主证之特点，四诊合参，详为鉴别更有寒热真假，辨证就更为重要。

2．分辨兼证，灵活加减：

3．权衡邪正，虚实分明：袁氏指出仲景立方，或是扶正，或是驱邪，或邪正兼顾，于邪正虚实，盛衰之中，斡旋而用，促使阴阳平衡，病情向愈。一般而言三阳证以攻邪为主，扶正为辅，三阴证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但临证每多虚实互见，表里兼夹，寒热错杂，故扶正与驱邪往往同时并用，对邪正多寡，又当审明分寸，或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或攻补兼施，当为明辨。

4．标本缓急，治有先后：袁氏认为仲景《伤寒论》治病之标本缓急井然有序，一般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轻者缓治，重者急治，虚证缓治，实证急治，这为常法。但治疗中亦要注意变法，如虚证病情危急者，亦当急治，如干姜附子汤之急扶其阳，四逆、白通之破阴回阳，少阴病急温之条文，通阳之温灸法，均是其例。亦有实证本当速速驱邪，但因病重，邪结较深，驱邪难于速去者，亦可以丸剂缓图，如抵当丸之例。表里合病，先表后里为其常法，但亦要分辨里证情况，里虚，里实，急重时都当先里后表，种种情况，均当明析。他还强调《伤寒论》中急证、危证颇多，诊治当胆大心细，胆大在于对危证、重证之果断性，心细在于详审病情、危甚俱明，庶可当机立断，当下则下，当补则补，大制其剂，以挽垂危，紧急关头，切不可踌躇不决，贻误病机，坐视其败。袁氏治重证，果断心细，经验丰富，力挽沉疴，于重危之中尤见功力。

5．熟识药性，煎服遵法：袁氏说，仲景之方用药不多，但精于药物之性味功能，寒热补泻，气味升降，配伍煎服均有法度，使药物充分发挥了治疗作用，临证当予重视，方可见效。如大黄黄连泻心汤之麻沸汤渍之，不如此法服用，未必有效。

袁氏数十年学习仲景之法，锲而不舍，悟其奥意，临证更能师法活用，屡见效机，这种博学不穷，笃行不倦的治学精神极为可贵，上述认识，诚经验之谈，对指导学习与临床颇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