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宗万40余年的研究工作中，澄清中药材混乱品种，创造中药品种理论是他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多年研究实践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中药材品种研究考证的思路方法。
一、实地调查摸清情况
1．植物形态与采收季节：古人对药物或其原植物形态的记述往往是比较简单的。但有时却非常扼要，常常一两句话正是说到关键之处，很能解决问题。如《本草纲目拾遗》记载石打穿治黄疸，并引蒋仪《药镜拾遗赋》云：“滚咽膈之痰，平翻胃之哕，石打穿识得者谁。注，噎膈翻胃，从来医者病者群相畏惧，以为不治之症，余得此剂，十投九效，不啻如饥荒之粟，隆冬之裘也。乃作歌以志之。歌曰：谁人识得石打穿，绿叶深纹锯齿边，阔不盈寸长更倍，圆茎枝抱起相连，秋发黄花细瓣五，结实扁小针刺攒，宿根生本三尺许，子发春苗随弟肩，大叶中间夹小叶，层层对比相新鲜。
味苦辛平入肺脏，穿肠穿胃能攻坚。采掇茎叶捣汁用，蔗浆白酒佐使全。噎膈饮之痰立化，津咽平复功最先。世眼愚蒙知者少，岐黄不识名浪传。丹砂句漏葛仙事，余爱养生着数言。”这一段记载既生动地描写了石打穿的植物形态，而又说明它有治噎膈翻胃之功，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有治食管癌和胃癌之效。从上述诗歌对药材所描绘的形态特征，完全可以准确地考订这种石打穿就是蔷薇科植物龙芽草（仙鹤草）Agrimoniapilosa Ledeb．，现在日本学者（佐藤氏1979年在《汉方研究》上报道）已从药理、临床方面证实仙鹤草有抗癌之效。对仙鹤草作了抗肿瘤作用的初步研究，认为它对较广的瘤株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其实我国清代医家早就有用仙鹤草治疗癌症的记载，这真是了不起的贡献。我们从形态描述的特征完全可以考证其品种，并进一步发掘其疗效。这就是本草考证能对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作出贡献的实例。
2．药材特征，形色气味：古人早就知道，鉴别药材，形、色、气、味，至关重要。例如大黄有多种，为区别大黄质量的好坏，就必须注意药材的性状特征。《本草图经》载：“大黄生河西山谷及陇西，今蜀川、河东、陕西、州郡皆有之，以蜀川锦文者佳。”“锦文”这二字，说出了正品大黄与其他同属植物在药材性状上的区别。所谓“锦文”是指大黄商品药材（去皮）表面往往可见灰白色网状薄壁组织与棕红色的射线交错而成的菱形（斜方形）纹理，以及暗红橙色的放射状涡纹（习称星点，即异型维管束）。这种锦文大黄，无疑是指药用大黄Rheumofficinale Baill．和掌叶大黄R．palmatum L．而言。而山大黄（华北大黄）、藏边大黄、河套大黄等全无锦文。由此“锦文”特征，即能考定其品种。
玄参，《证类本草》引《开宝本草》注云：“根生青白，干则紫黑。”虽寥寥数字，但它却说出了玄参科玄参的根鲜品和干燥后在药材颜色上的变化，玄参科植物就是有这种特点。
药材品种不同，气味各异。有些药材具有特殊的气味，可供鉴别真伪的依据。例如阿魏，苏敬说“体性极臭”。李时珍解释说：“夷人自称曰阿，此物极臭，阿之所畏也。”这说明了阿魏具有特殊的臭气，有经验的药师不须视物，只闻其臭就可断定其为阿魏而无疑。
马槟榔以核仁入药。《本草纲目》引陆玑之言曰：“凡嚼之者，以冷水一口送下，其甜如蜜。”这就说出了鉴别马槟榔真伪的要害。当然，其同属植物的核仁亦有此特点，凡具有此特点之同属植物，其药性疗效基本相同。
3．形成与加工：某些异物同名品虽然名称相同，但其形成与加工则迥然有别，核诸本草，便可分辨。例如，“竹黄”就有异物同名品的存在，《本草纲目》的竹黄，实际上是宋《开宝本草》的天竺黄，亦即《本草衍义》中的天竹黄。李时珍曰：“按吴僧赞宁云，竹黄生南海镛竹中，此竹极大，又名天竹，其内有黄，可以疗疾。”《中药大辞典》载，竹黄为禾本科植物青皮竹Bambusatextilis Mc Clure等，因被寄生的竹黄蜂咬洞后而于竹节间贮积的伤流液，经干涸凝结而成的块状物质。一般于冬季采收，砍取竹干，剖取竹黄晾干。本品自然产出者很少，大多采用以火烧竹的方法，使竹受暴热后，竹沥溢在节间凝固而成，然后剖取晾干。药材为不规则多角形的块状或片状物。表面乳白色、灰白色或灰蓝色相杂，质轻、松脆，易于破碎。断而光亮，稍显粉性。
触之有滑感。吸水力强，置水中有气泡产生。味甘，有凉感，舔之粘舌。主产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功能清热豁痰，凉血定惊。用于热病神昏谵妄，中风痰迷不语，小儿惊风抽搐，癫痫等。
上海有一种人工合成品，与天然产者有别。
4．产地分布：植物的品种和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古代易地引种栽培这项工作很少有人去做。因此，药材的产地具有和植物分布相关的传统性。仍以芫花为例说明之。
《史记·仓公传》：“汉太仓公淳于意治临淄女子薄吾蛲瘕……意饮以芫花一撮，即出蛲虫数升，病遂愈。”这是1600年以前用芫花治病的记载。这段话对芫花没有形态方面的描述，究竟是紫色的芫花，还是黄色的芫花，从文字上丝毫看不出来，然而仔细推敲，却仍有线索可寻。淳于意是山东人，临淄亦在山东境，联系当前所了解到的芫花地理分布情况，山东芫花只有开紫花的一种，根本没有黄芫花的生产。此处所用芫花，当系指前者而言，他还说芫花有驱蛲作用，这又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证类本草》上的绛州芫花，日本学者中尾万三曾经考证过，认为是瑞香科三歧荛花Wik stroemiatrichotoma Makino的花头。但如踏踏实实的实际调查一下，一接触实际，就会发现问题，谢宗万收集了山西十几个县的芫花标本，包括绛州（即今山西新绛县）在内，全是河蒴荛花Wikstroemiachamaedaphne Meisn．的花头。反复考证和调查，他认为三歧荛花分布于日本而中国不产。因此，可以肯定“绛州芫花”即河蒴荛花，而非三歧荛花。
产地对考证中药品种有重要意义的例子很多。又如无漏子，《纲目》别名波斯枣、海枣，也称凤尾蕉，《开宝本草》称千年枣，《辍耕录》称万年枣，《一统志》称万岁枣。
考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元《辍耕录》记载：“其树高可五、六丈，围约三、四寻（八尺曰寻），挺直如矢，无他柯干，顶上才生枝叶，若棕榈状，皮如龙鳞，叶如凤尾，实如枣而加大……”。《本草图经》曰：“味极甘，似北地天蒸枣，而其核全别，两头不尖，双卷而圆。”《本草纲目》曰：“形如蚕蛹。”按此与60年代进口的伊拉克枣（椰枣、枣椰）Phoenixdactylifera L．P．sylvestris Roxb（棕榈科）为一致。波斯即今之伊朗，伊拉克即古之大食国，均属阿拉伯国家，盛产此枣。
近人有以苏铁子为漏子者，可能系因苏铁子亦称凤尾蕉，因而混淆之故。
考证本草，对产地的认识，也不能过于机械，否则也会出错，如前述之煤参，赵学敏谓产于华山，有人机械地以华山参（茄科）当之，那就搞错了实质。因华山参干后并不变黑，怎能称做煤参呢？玄参科的黑洋参不仅产于陕西太白，其实华山也有分布。所以在考证时必须灵活掌握。
在考证产地的时候，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同一地名，朝代不同，其实际所指的地方，可能也有所不同，亦即有异地同名的问题存在。如梁山，在地理上山东有梁山泊，山西有吕梁山等等亦均简称梁山，究属何指，要看当时朝代而定。
《证类本草》上的药名，如系多品种者，往往在药名之前冠以地名，以示区分。常常从药名中看到“军”这个字，如宁化军威灵仙、岢岚军细辛、成德军葶苈、无为军五加皮、永康军黄精、信阳军草龙胆、高邮军槐实、威胜军人参、荆门军萆薢、兴化军防己等等。这里的“军”，是指宋代地方行政区划名，计有两种：一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一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关于古代的“××军”，相当于现代的什么地方，属于哪个省等问题，可以通过查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或宋史（志·地理）等文献查得之。按唐代早就于设兵戍守之地设置“军”，唐代的“军”在《旧唐书》和《新唐书》（志·地理）中有详细说明。
5．生态习性：有些品种，其植物形态或生药形态相似，本草文献描述简单而不能从形态的描写考定其品种者，应注意其生态习性的叙述，例如白前、白薇商品极为混乱，异物同名品种有20余种，其疗效不同，且有颠倒错用的现象，情况极为严重。查本草对其形态描述，极为简单，仅谓“根如牛膝，或如细辛……”，很难理解与分辨，故长期以来，对孰为正品，各家见解不一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毫无定论，其混乱现象严重，自属必然。
关于确定白前、白薇正品的问题，其关键之处在于调查其生态习性。
6．名称：药材的命名，总是富有一定含义的，适当的推敲中药的命名，如正名、土名、别名等，对考证品种有时会有一定的帮助。
如“紫花地丁”，《本草纲目》释名箭头草、独行虎、羊角子及米布袋。按米布袋显然指豆科米口袋属Gueldenstaedatia（Amblytropis）的植物，而箭头草则为堇菜科堇菜属Viola植物。故《本草纲目》的紫花地丁从名称上看，就能看出至少包括上述两个不同的品种。
又如败酱草，商品药材甚为混乱，有败酱科的，有菊科的，还有十字花科的等等，究竟什么是败酱的正品呢？陶弘景早就解释过“根作陈败豆酱气，故以为名”。依据药材命名的含义，就可断定败酱科败酱属Patrinia的败酱（黄花败酱与白花败酱）是传统药用的败酱，而其他则均为混淆品种。
《本草拾遗》载有刺蜜。陈藏器说：“交河沙中有草，头上有毛，毛中生蜜，胡人名为给勃罗。”李时珍说：“按李延寿北史云：‘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甘美。又梁四公子记云，高昌贡刺蜜’。杰公云，‘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白而味甘……高昌即交河，在西番’”。这实际上就是产于新疆和内蒙古的豆科植物骆驼刺Alhagipseudalhagi Desv，北史称之为羊刺蜜，新疆地区称骆驼刺糖，简称刺糖。此植物为有刺落叶灌木，针刺密生，炎夏叶上分泌黄白色发粘糖汁，凝成小颗粒，即刺糖。当地群众于夏季将布或纸铺地上，用棍敲打枝叶，糖粒便脱落，然后去净枝叶杂质，即为刺蜜。对此植物以刺蜜之名，最为恰当。因而从刺蜜之名考证其原植物，虽然是唐代记载的药物，亦能准确考订其学名。
又《本草拾遗》另有木蜜，《证类本草》与《本草纲目》均有转载，但那是指产于南方的鼠李科植物枳Hoveniadulcis Thunb．，又名拐枣、鸡距子、鸡爪子，是其果梗肥厚扭曲象形之词。与豆科的刺蜜迥异，不可混淆。
值得注意的是，现时有一些植物文献上的名称与本草上的同名药物，名实不符。如马先蒿，《纲目》曰：“七月开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生角，似小豆角，锐而长。”按此记载与现时紫葳科之角蒿Incarvilleasinensis Lam．（羊角透骨草）相符，《植物名实图考》上的马先蒿也是角蒿。
而与《种子植物名称》、《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上记载以玄参科Pedicularis为马先蒿属植物不同。像这样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予以澄清。
7．古代实物的依据：实物标本鉴定是确定品种最有力的凭证，古代留下来而保存至今的标本甚为难见，如有之，则极为珍贵。
中国药物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日本正仓院（盛放日本圣武天皇遗物的官库）至今还很好地保存着我国唐代传去的一些药材实物标本，这对研究唐《新修本草》所收载的有关药物品种，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我国于70年代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中，鉴定出出土的汉代药物有茅香、高良姜、桂皮、花椒、辛夷、藁本、姜、杜衡和佩兰9种。另外，从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有桃仁、郁李等，西安南效出土窖藏的唐代石药有石英、云母、金屑、钟乳、丹砂以及动物药珊瑚等；福建泉州从宋代古沉船中找到了沉香、胡椒、龙涎香、朱砂、水银、玳瑁、降真香等，以及云南大理出土的琥珀、珍珠等药物。上述出土或出水的药物是研究古代药材品种的最好实物见证。
现在我国故宫博物院内也还保存着一部分清代使用的药物标本，这对研究清代用药品种很有价值。谢宗万在60年代曾亲见其所保存的中药威灵仙，不是毛茛科铁线莲属威灵仙，而是百合科植物短梗菝葜（黑刺菝葜）Smilax Scobinicaulis C．H．Wright，与现时华北地区使用的铁丝灵仙相当，这对查考铁丝灵仙的药用历史是有帮助的。
8．用药历史：好的药材，在人民心目中一定拥有威信，其流传必然久远；相反，伪劣药材即使能够蒙混一时，但一定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而不能维持长久，迟早总要被淘汰的。因此，对异物同名品，特别是地方习惯用药，要认真调查它在当地的应用历史、名称混淆的原因、医药人员对其药性疗效的认识以及群众的反映等等。倘其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可靠，又受广大群众欢迎，即使与本草描述不合，则必然是一种新发展的好药材，可作为新兴品种来处理。但时间的长久与否，只是作为参考的一个因素，因为长期错乱而一直没有获得纠正的，为数也不少，如以苜蓿充黄芪，宋代即有之，于今依然如故，然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合法。如果用药历史短浅，或新近出现的“新异品种”，在搞清它的真正面目之后，必须还它的本来面貌，该否定的就应坚决否定。
9．实际疗效：品种考证的主要目的，在于做到名实相符。其实质就是有利于达到预期的用药效果。古本草中的女委有两种，一出《神农本草经》，一出唐《新修本草》，二者疗效不同。
李时珍从疗效考虑，认为“古方治伤寒风虚用女委者，即萎蕤也”。亦即认定《神农本草经》之女委即玉竹。并谓治泄痢之女委（指唐《新修本草》新增品种）乃蔓草。现时植物文献中的女委通常订名Clematisapiifolia DC．（毛茛科），系指后者，而非《神农本草经》的女委。这是应该明确而不能混淆的。从药物实际疗效的不同来考证前人本草中论述的品种，从而区别异物同名品，这种方法，自古就有，现在仍很适用。可是现在植物文献中的不少植物名称往往与古本草药物的名称不尽符合，这些问题有待今后逐步解决。
二、钻研文献认真分析
1．系统查阅，重视原文：既是中药材品种的本草考证，则对药品在历代本草中的记述一定要系统查阅，广为摘录。凡是重要的本草，都要一一查看，而且还要对有关记载进行逐字逐句的核对。遇有出入之处，都要一一记录，写成卡片，容后分析。
本草在论述某种药材时，往往对古文献包括经、史、子、集的有关部分资料都有所转引。必要时，要核对原文，尽量避免引证中的错误。经过多方面认真的由远而近、从古及今的系统查阅，则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历代药物品种的变迁，从而可以帮助分析何者药用历史最为悠久，何者为药用主流品种，何者为晚出混杂品种，如此，则可以画出该药的本草系统图。倘若不掌握系统的本草资料，这就难以对此作出全面的分析。
历代本草种类众多，卷帙浩繁，查阅时应该注意掌握重点。对于宋代以前就有记载的药物品种，应以《证类本草》、《大观》或《政和》为核心，旁及其他。《证类本草》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保存了宋代以前重要本草有关记载的精华，而且还保存了《本草图经》的药图。这部书的优点还在于它忠实于古本草的原文。因此，它是中药品种本草考证的最重要文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部书较《证类本草》为晚出，所收药物品种，远较《证类本草》为多。它是集16世纪以前本草大成的杰出著作，当然更是必读之书。但是它在引用前人有关记述方面，对原文时有改动，为该书美中不足之处。因此，凡是《证类》与《纲目》在引用古文献方面如有出入时，应以《证类》为准；这一点是应该值得提请注意的。
引用文献，应尽量引用第一手原始文献，以保证准确。鉴于不少古本草由于历遭兵燹灾厄或保存不善已经亡佚，不得已而求之于第二手材料是可取的。至于第三手材料，则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长期手抄版刻的过程，脱漏错讹更为多见，则其准确程度就非常难说了。
做文献考证工作的，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2．旁证材料，不可忽视：正面材料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旁证材料的重要性，则往往被人忽视。就某些品种来说，如果正面材料在考证说理方面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则旁证材料就特别有用。所谓“旁证材料”，是指在论述其他药材形态时，顺便以本药材作比较，这就有利于本品的品种考证。例如刘寄奴品种特别复杂，有菊科的奇蒿、红陈艾，有玄参科的阴行草，还有金丝桃科的多种植物等。《证类本草》在“马兰”条下说：“又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此处虽然是描述的山兰，但却以刘寄奴相比，不言而喻，这里所用的刘寄奴，其形态就必然是像山兰的植物，那就是指的奇蒿了。此处以山兰比刘寄奴，就是一个有力的旁证。又如中药泽兰品种有菊科的Eupatorium属植物，也有唇形科地笋属Lycopus的植物，《证类本草》在“马兰”条下说：“马兰……生泽旁如泽兰。”此处泽兰是指菊科Eupatorium属植物，而在另条“地笋”条下说：“作蔬菜食甚佳，即泽兰根也。”则又是指地笋，即地瓜儿苗，在当时为中药泽兰。也就是说《证类本草》上的泽兰有两种。旁证材料说明了这个问题。
对正面材料的搜集和分析往往是比较容易的，而旁证材料的搜集往往要费很多气力，不但要博览群书，而且要着重平时资料的积累，要做分类卡片，否则，不可能做到信手拈来和得心应手。
全部凭信正面材料而不广泛搜集旁证材料，往往考证的结果有错误的可能。例如荆芥，《神农本草经》未见荆芥名，但载有假苏，吴普始称假苏一名荆芥，但是否可靠呢？从《证类本草》“成州假苏”及“岳州假苏”图，可作旁证，假苏即荆芥（Schizonepetatenuifolia Briq．）。
3．时代背景，应加分析：不了解文献编著的时代背景，就不能深刻领会其实质内容。例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在论述某些药材的产地时，经常说“生近道”，那么这里说的近道，究竟是指哪些地方而言？这就应该加以分析。陶弘景是南北朝时梁人，梁都建康，即今南京。故陶氏所说的近道，是指今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这些地方靠近南京，“近道”当指京都附近地区之意。另说，陶弘景隐居于茅山而著书，隐居所称近道，是指江苏地区。此说与前说的解释，在结论方面基本一致。
又如在分析《履岩本草》所载药物品种时，首先应了解这部书的性质。它是南宋时王介写的一部关于浙江临安（即今杭州）一带的民间草药书，与一般综合性本草有别。例如该书载有土人参，观其图形，结合浙江药材分布情况，可以认为它相当于伞形科植物明党参（粉沙参）Changiumsmyrnioides Wolff，如果不了解这部书的性质，单靠药图，是难以考订其品种的。
4．分类位置，适当推敲：中药云母，现时商品有矿物类者，亦有动物类者〔螺蝾厣（甲香）及海月（窗贝壳）均称云母石〕，究竟何者为正品呢？按《名医别录》曰：“云母生太山山谷。”陶弘景曰：“云母有八种，向日视之，然青白多黑者名云母……”，苏颂《本草图经》曰：“云母生土石间，作片成层可析，明滑光白者为上……并谓江南生者多青黑，不堪入药。”又按方书用云母者皆以白泽者为贵。《本草纲目》将云母列入玉类。可见传统药用的云母，均为矿物类，具以白云母为佳。动物类异物同名品均系伪品。
中药浮海石亦有矿物类与动物类、藻类之分。《本草纲目》收浮石于石类，释名海石与水花。显然亦以矿物类者为真。
5．重视药图，考察版本：在考证本草药物基原的工作中，本草药图的考察，一般能起到辅佐参考作用，但如在文字表达不完备时，则药图就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序云：“昔唐永徽中，删定本草之外，复有图经，相辅而行，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而明皇御制，又有天宝单方药图，皆所以叙物真滥。使人易知，原诊处方，有所依据。”清代黄宫绣《本草求真》药图（乾隆本）之首记曰：“遐方异物，按图可索。”即古人认为药图有帮助辨药真伪和可以“按图索骥”之功。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在讨论大血藤时说：“按过山龙俗名甚多，不图其形，无从审其是否……”。显然，附有药图的本草，较之没有附图而只有文字描述的本草，对药物品种考证的结果来说，能帮助分析，使之具有更高的精确性。但如一书由于多次翻刻，其图版亦因之而有所变动的话，则在考证时应以原版或初版为准，否则，结果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例如查考《本草纲目》的药图，就应该以金陵胡承龙本为准，江西夏良心本亦属金陵本系统，在看不到金陵本的情况下，亦可代用。但古临钱蔚起本（武林钱衙藏版，杭州本）和合肥张绍棠本则多有篡改，不足为据。
在分析研究药图时，要运用植物分类学的知识，掌握植物种的特点，方能敏锐地看出药图的特征。例如旋复花有多种，花序的大小，多少，叶基的形状都对分种密切攸关，审图时就要留心这些特点，而后才能从图上考订其品种。
在文图对照时，引用《本草纲目》有关文字，应以近年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校点本为准。
考证中药品种，现时国内有图可供参考的几部重要本草有《证类本草》、《大观本草》或《政和本草》、《履岩本草》、《救荒本草》、《本草纲目》、《本草原始》、《植物名实图考》等。
考证药图，须要留心版本的重要性已如前述。在阅读正文时，如有机会得见善本，最为理想。清末张之洞《轩语·语学篇》“读书宜求善本”条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会刊，不讹不阙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属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又云：“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其所以强调善本，主要是清代学者针对着明人妄改古书的弊害，特别讲求精心勘对，纠正俗本的讹谬。考证本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力求善本，也是必要的。
6．特产药材，查考方志：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它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志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如《书·禹贡》记载方域、山川、土质、物质、贡献；《山海经》记载山川、形势、土性、怪异、古迹和道里之远近，物产之大概。皆具有总的性质。
地方性的方志，以省为单位的常称“通志”，以县为单位的常称县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不但为研究历史及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对研究动物、植物、矿产、药材均有参考价值。方志中的科技篇，就记载有医药的史料。我国古代医药学家早就重视利用方志来搜集和考证药物的起源、产地、品种、质量、栽植等。
李时珍本人在撰写《本草纲目》时引用参考的经史书目达到440家（种）之多，其中方志类在35家（种）以上。赵学敏在撰写《本草纲目拾遗》时所参考引用的方志又大量增加，各省、州、府、县志合计有91种。可见地方志对考证中药材品种，特别是当地特产中药和道地药材（地道药材）有重要参考价值。
7．语言文字，剖析深透：我国古代语言文字之学，古人称之为“小学”。本包括字形、字音、字义之学。我们但称语言文字，而音韵、训诂已在其中。所谓训诂，是指我国古代的一种词义解释的工作。即用易懂的、众所周知的语言来解释难懂的或只有少数人能懂的语言，以当代语言解释前代语言，以标准语解释方言，以常用词解释生僻词，都是训诂的内容。把文字、音韵、训诂弄清楚，剖析深透，是整理本草文献和品种考证的基本功。
《尔雅》和《说文解字》是本草考证常用的两部古代主要辞书。《尔雅》的作者不可考，大约此书先秦已有，经过许多人的增补，最后成书于汉代。书名《尔雅》，尔近也，雅，正也，就是取其“近乎正”的含义。“正”也含有正字义、正事物之名的意思。《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为完整的和最早的一部字典，为东汉人许慎所作。有许多汉字的古义早已失传，幸赖《说文》的解说得以保存下来。这对于阅读、解释和印证古籍，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他对于动物、植物、矿物、医学以及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也非常广博和精深。总之，这两部书都是我国古代的百科性辞书，在考证古代药名字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于本草中收载的药物还有少数外来药，其药名有的就与外国语言文字有关。命名如“没药”，就是Murrha直接译音。基原植物为橄榄科植物没药树Commiphoramolmol Engel．（C．myrrha Holmes）茎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其种名“myrrha”和“murrha”相一致，又鸢尾科的番红花，《本草纲目》释名“洎夫蓝”、“撒法郎”，显然为其英文名“Saffron”的译音。再如安息香，梵书称之为“拙贝罗香”。“贝罗”二字可能与英名Benaoin有关，其拉丁学名Styraxben－zoin Dryander的种名亦取之于Benzoin。
《本草纲目》卷三十果部收有“阿月浑子”一种，本品始载于《本草拾遗》，又名胡榛子，《海药本草》叫无名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自《本草拾遗》的木部移入果部，并入《海药》无名木皮。陈藏器曰：阿月浑子生西国。李王旬《海药本草》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如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由此可知，“阿月浑”为波斯古名，谢宗万在1975年到伊朗访问时，伊朗人以其种子待客，就和我国以花生米招待客人一样，但他们称此为“必思他”。实际上为其属名Pistacia的译音，其英文名为Pistachio，《本草品汇精要》有形态等描述：“必思答即必思忒也。出回回田中，树高一二丈，叶如杏，其实如桃李，去肉取核仁作果食之。”把实地考察与文献考证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古本草被当作几个药的阿月浑子、无名子、必思答，实际是同一植物（漆树科无名子Pistaciavera L．）的果实。以其壳内的种子供食用或入药，现代则通称之为“开心果”。
三、普遍联系重点突破
本草考证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每一种药有每一种药的具体不同情况，各有各的问题存在，应灵活地针对存在的问题找重点，抓关键，进行考证。这就要对问题的本质进行精细的分析，才能打中要害，一针见血。但考证时还要注意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片面孤立地分析问题，有时会导致错误。例如有人考证上党人参的原植物，片面的从现代山西上党不出人参而只出党参的简单事实来推断古代的上党人参不是五加科的人参，而为桔梗科的党参。这显然是错误的。《证类本草》“潞州人参”图确为四桠五叶，与东北人参为一致。其所以现时不产，可能是因为当时所在地的森林因为人烟繁密的关系而被破坏，不适宜于人参的生长，因而绝迹，是一时环境变迁的影响。现在已经知道，山西中条山、新绛一带移植人参早已成功，由此亦可反证只要条件适合，人参是可以在山西生长的。因此，古代上党产人参是完全可能的，四桠五叶的人参图，正说明它是五加科人参，而不能作桔梗科党参来理解。
普遍联系，全面看问题，重点突破，是本草考证的一条基本经验。
四、说理充分结论公允
本草考证必须首先在现实调查的基础上，以实物观察为依据，以历代本草文献记载为印证，佐以药图考察，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如植物分类学、生药学、动物学、矿物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理学等，还要同自然地理、时代背景、用药历史、实际临床疗效等进行普遍联系，全面综合考虑，认真分析，慎重地找要害抓关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恰如其分地做出公允的结论。对何者是传统药用正品，经过考证，有的可以确定种名，有的只能确定到属，而不能肯定其种，这就要区分不同情况，酌情处理。在确定这些种类名称时，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尊重客观，说理充分，以理服人。当有一部分由于本草描述过分简单，又没有药图参考和实物依据时，对这些一时难以考证解决的疑难种类，千万不要急于轻率地下结论，切不可主观地妄加臆断。同时要考虑到药物品种是伴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的。药物的种类也在不断地增加，从历史发展观点来说，每个时代都会有“新兴品种”和“新增品种”的出现。如石竹科的银柴胡就是最先依附于伞形科的柴胡，而后才独立出来的。像这样的实例，屡见不鲜。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该肯定的就要明确给予肯定，该否定的也要坚决否定，不能模棱两可。如以苜蓿根混黄芪，就要揭露它是伪品，要坚决取缔。对一时难下结论的种类，要进一步进行工作，如分析它的成分，研究它的药理作用和疗效等，在搞清它的真实面貌以后再下结论，如纵非传统药用品种，但尚可加以利用的就设法予以合理利用，可是药名绝不应该与原有品种的名称相混淆，不能再冒名顶替，张冠李戴，要适当的改变药名，最好是还它的本来面貌，以其自身的原名入药，才是比较妥善的切合实际的办法。如其真实面貌尚未搞清，可作“存疑”处理，留待日后或后人继续研究解决。
考证本草药物品种，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说话一定注意留有余地。否则，结论下错了，反而会贻误后人。例如《救荒本草》所载的细叶沙参，前人多考订为桔梗科的Wahlenbergiamarginata（Thuub．）A．DC．。据考证，它是《滇南本草》的蓝花参而非《救荒本草》的细叶沙参，该品应以蓝花参为正名。因此，中药材品种本草考证的另一个作用，就在于可以逐步的统一药材名称，这对今后正确地使用药物和传授继承药学知识，在广泛地区进行经验交流以便于药政上的统一管理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草文献进行中药品种的考证，也许考证的本人没有直接进行实际试验，然而考证的依据确是牢固地建筑在千百年来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有重大的临床指导价值。
何况中医处方从来就是在辨证论治的原则下，结合本草著作中所载有关中药的药性主治来遣方用药的，如果药物与本草书中所记载的名实不符，亦即不按中医处方的意旨而调配药物，则难以获得预期的医疗效果。所以考证本草，并正确地按本草文献用药，是保证中医医疗效果的重要措施之一。否则，脱离本草和违背中医临床用药的意旨，就谈不上中医中药的研究，因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五、掌握标准确定正品
本草考证能反映历代本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使用的中药品种情况，也能反映出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经过，能对中药材正品和正名的确定，提供有力的文献依据，从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衡量中药正品的标准？正品药材，对中药的品种、采制、药用部分均有一定的要求，数者均符合要求的，则称之为正品。此处仅就品种而论，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均可视为药材的正品。
1．历代本草中代代相传，疗效确切，迄今未作改变的传统药用品种。如当归Angelicasinensis（Oliv．）Diels，毫无疑义，是该药的正品。
2．药材来源、形态和疗效符合本草文献记载，纵非单一品种，但药材基原亲缘关系相近，有效成分、药理作用相似，能在临床上取得同样良好医疗效果的多品种中药。如大黄中的掌叶大黄、鸡爪大黄和药用大黄，均同时并列为大黄的正品。
3．实践证明（包括科学实验和临床验证）是中药材异物同名品当中的后起之秀，亦即历史上的“新兴品种”或当代中药中的“新兴品种”。如酸橙枳壳和酸橙枳实，从宋代起即取早期枸橘而代之，认为是枳壳、枳实中的佳品，成为历史上的“新兴品种”；新疆紫草（软紫草）是药用紫草中的佳品，是当代药用紫草的“新兴品种”，它与传统药用的紫草（硬紫草）同时并列为紫草的正品。
4．现时公认的道地药材（地道药材），均可视为该药的正品。如河南的怀庆地黄、浙江的延胡索等。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所规定收载的中药品种。
有人提出，是不是最早的本草中收载的品种都是现在中药里的正品？其实不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事物是复杂的，是发展的。古人的经验应该尊重，但不免有它的局限性。因此，不能说愈古愈好，越古越正确。在中药领域里，“后起之秀”、“后来居上”的情况是不少的。结合当前客观实际，考古而不泥于古，这是在作考证结论时必须给予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谢宗万认为，本草考证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现实意义的。本草考证能够根据中医用药传统精神，多快好省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特别在解决当前的中药材混乱品种问题中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它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主要的是使“古为今用”，要在药材方面，起到树立正品，确定正名及发掘、开发利用祖国药物资源的作用。在医疗方面，能起到有利于继承古人用药经验的作用。为进一步的发扬、研究、提高，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古方药物的品种考证，不但有利于医方的发掘与继承，而且还为新药研究开发开辟道路。因此，本草考证它不但在实际应用上有很高的价值，而且还能搞清历代本草中药物名实变迁和“有名未用”药物的隐现沿革，从而掌握药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品种变化与发展规律，在学术上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