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早年曾师从南京名医张简斋学医。张氏宗易水之学，学验俱富，擅治内伤杂病，疗效很高，名重当时。王氏受到启发，遂潜心钻研易水学派的论著。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是以脏腑标本虚实辨证用药为研究课题，有力地推动了内科学术的发展。张元素从脏腑辨证出发，按脏腑标本虚实，分别列出相对应的药物，成为脏腑补泻用药的基本模式。李东垣则对脾胃进行专题研究，成为金元四大家中的补土派。张介宾不仅是研究《内经》的大家，而且是内科疾病证治的集大成者，对肾与命门也有深入的研究，与稍后的肾学专家赵献可，是最有影响的补肾派。李中梓的“乙癸同源论”又研究了肝与肾的关系。以上名家都是易水学派的中坚，他们的论著，成为内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块块丰碑。易水学派的传人还有王好古、罗天益、薛立斋、张璐等，也都各有建树。王氏慧眼识真，看准了易水学派人才济济，理论渊博，著述宏富，每多高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要从事内科临床或教学，必须熟读精研这一学派的论著。王氏古文功底很深，又熟读《内经》、《难经》、《伤寒卒病论》等经典医籍，很快就步入易水学派的殿堂，汲取其精华，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发展内科专长。
王氏十分推崇张元素的《医学启源》和《脏腑标本药式》这两部书，认为是内科辨证用药的基本规范。他发掘了张元素所制的当归拈痛汤，用于治疗湿热痹，疗效甚好，补充了目前一般中医内科学上还没有湿热痹这一证型和相应治疗处方的不足；在内科领域，王氏又以李东垣《脾胃论》为向导，重点研究脾胃病。他汲取了李东垣强调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内伤脾胃则百病由生，生理上脾主升清，病理上多为脾的阳气不足，治疗上着重温运脾阳，升补脾气等观点，灵活运用李东垣升补脾气诸方治疗现代医学所诊断的多种病症，如内脏下垂、低血压、白细胞减少、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消化吸收不良综合征等等。
王氏是治疗脾胃病的专家，但不是所谓的“补土派”，他不主张专搞什么派，而是要切合临床实用。他对张介宾、赵献可强调补肾阴肾阳的观点也很重视，六味地黄汤加味系列方、左右归、还少丹等补肾方也是他临证使用得较多的方剂。他说：“补脾补肾的确是易水学派两大特点，故有人就认为易水学派喜欢用温补。其实这是误解。张元素本来就强调脏腑标本虚实辨证，用药按补泻为纲分列两大类，并不是专主温补的，即使是李东垣、张介宾或有偏颇，也属于矫枉过正，而且应历史地分析。再说，喜用温补与善用温补也不是一回事。”王氏是属于善用温补而又不偏用温补的。所谓善用温补，就是用得恰当，切合实际，无温补之弊。
萎缩性胃炎每多胃酸缺乏，舌质红，少苔，若不按辨证，往往按胃阴虚论治，常用叶天士养胃汤（桑叶、北沙参、玉竹、麦冬、扁豆）加白芍、乌梅治疗，有的疗效不太好，但又不敢改用温补。
王氏常用参苓白术散、香砂六君子汤为主治疗，有效率很高。大量的病例说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酸低不等于胃阴虚，温补脾胃远比养脾胃之阴疗效好。这绝非是王氏喜欢用温补的偶得，而是他抓住了慢性萎缩性胃炎在临床上多见有胃脘隐痛、胀闷、纳呆等反映脾胃气虚、气滞和／或湿阻的主要证候，以香砂六君子汤健脾胃、理气和／或化湿，很切合病机。
王氏在临证上的确体现出易水学派辨证用药的风格和特点，但又不囿于易水学派之门户。
他主张博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切合实用，当补脾则补脾，当补肾则补肾，当调肝则调肝，当攻则攻，当补则补，必须因病、因人而施用，不可偏执。王氏认为，中医各家学说积极的一面是通过争鸣，促进学术经验交流，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甚至带来突破和创新；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各派相互攻讦，矫枉过正，失之偏激。对于后一种情况，鉴于历史条件，不要苛求古人，但现在就不应有什么派别了。
王氏对刘完素把百病都归因于火的“泛火论”确实是持审慎的态度，但他从实际出发，也常使用刘完素的防风通圣散、凉膈散诸方。对河间学派朱丹溪的滋阴降火法和气、血、痰、湿、郁证论治内容也很重视。他认为，朱氏“阳常有余”的论点固不足信，但“阴虚难治”的体会确实是经验之谈；至于气血痰郁等的辨证用方，如越鞠丸等，组方合理，平正通达，可以效法。当然，作为已经接受易水学派思想的王氏，对张子和专主攻邪，以汗、吐、下三法兼赅八法，甚至取代八法施治百病的观点不会不持异议。然而，他对张子和治疗情志病的胆识和奇巧，还是很赞赏的。不过，一向主张平正通达的王氏还是主张采用陈自明“改易心志、用药扶持”的治疗原则，用语言开导，用柴胡疏肝散、逍遥散、补心丸疏肝理气达郁宁神。为了切合实用，他还采用各流派以外的各家名方，如程钟龄的止嗽散、喻嘉言的清燥救肺汤、胡光慈的天麻钩藤饮，等等。他特别推崇《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王氏常用的200余首方中，大多取自该书。
魏晋以降，中医各流派、各大名家，都是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找根据，发展自己的学说。因此都可以说渊源于岐黄、仲景。与其用一句套话抽象地说王氏的学术思想也渊源于岐黄、仲景，不如具体地看他在临床上是如何运用《内经》、《伤寒论》的。
王氏不是研究《伤寒论》的专家，但他对《伤寒论》六经方证理解得很深透，并灵活运用于内科领域。严格说来，现代的中医内科学并没有把外感疾病与内伤疾病截然分开。因此，王氏赞同柯韵伯“伤寒之外皆杂病”、“伤寒之中最多杂病”的见解。他说，张仲景反复强调“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思想，不仅用于外感病，也适用于临床各科。运用《伤寒论》还不在于搬用其中的几首方，关键是要掌握辨证论治的这个“法”。温病学羽翼伤寒而又相对独立，是论治温热病的专著。王氏对温病学家善用益气滋阴、凉血散血、芳香化湿药也很重视，并运用到内科病。他不反对《伤寒》、《金匮》之分，他认为《金匮要略》论治杂病，实质上就是按脏腑标本虚实辨证。例如该书开篇第一章第一条就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这是《金匮》按脏腑标本虚实辨证的基本原则，“余脏准此”是强调将这一原则贯穿于全书的点睛之句。因此，可以说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研究内科疾病的思路与方法即渊源于此。王氏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