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王氏一直致力于中药及方剂的药效学研究,应该说在该领域是首着先鞭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的手段和视角也不断扩大更新。通过临床与实验观察,他敏锐地指出,方剂发挥治疗作用的物质基础是该方中各单味药的化学作用及其在制剂中综合作用的表现,这里的化学成分甚为复杂,既有有机成分,也有无机成分及有机成分和无机成分相互作用的产物,欲知此间究竟,必须引入分析化学和与之相应的分析方法与手段,就目前所知,配位化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特殊的作用,可能是寻觅方剂有效成分的正确出路。王氏指出,引入分析化学这一方法,至少对下述研究可以做出贡献:
1.找寻方剂的有效活性物质——化学成分:中药的成分复杂,一个单味药就含有很多成分,而且现在大多真正的有效成分尚不清楚,由多味中药组成的方剂,其有效成分的研究更为复杂。诚然如此,但是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利用分析化学的方法和手段,找到有效成分,业已有了先例,如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靛玉红、人工引产的天花粉蛋白等,都是从有效中医方剂中分离出来的单体或组分,这些化学物质的获得,对于阐释方剂药理作用的本质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沟通中西医也大有裨益。王氏认为,找寻方剂药理作用的化学成分,不能简单地把从某一方剂中得到的主要成分或某一药味的主要成分视为该方剂的有效成分,而应当有药效药理实验的配合确定,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是采用正交设计,首先找到方剂中的有效药物或组分,进而找出其主要有效化学成分或部位。王氏等在来复汤抗休克的研究中就是采用的这一方法,业已证实来复汤药理作用的主要药物是山茱萸,单体成分或组成正在研究中。
2.探知配伍作用的化学本质,规范方剂制剂工艺,提高质量:中医方剂是由多味中药配伍组合而成,这是中医临床用药的最大特点。这种配伍组合是按照中医药理论——“七情和合”,用君、臣、佐、使的配伍形式组成,通过这种配伍组成的方剂,其作用与原药味就不再完全一样,即可能改变了其原来的性能,如大黄苦寒,善治热结便秘,若与附子配伍,则是专治寒结便秘了,所以说配伍作用是组成方剂各药物作用的综合体现。王氏指出,这种综合作用是一个“合力”,而且应当是一个“矢量”,因此才能定向地作用于某一病证或脏腑,发挥有针对性的治疗或保健作用,所以说中医用方剂治病是一大特色。这一“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的配伍作用之本质,还是其化学作用。因此,王氏认为,只有研究配伍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变化,才能真正阐明方剂治病的疗疾的机理,才能真正探知配伍作用的物质基础——化学物质和方剂配伍的规律,才能逐步规范方剂制剂,提高质量,做到方剂的成分、疗效可知和质量可控。
在这一方面,王氏和他的学生们也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实验用薄层扫描法,对不同用量干姜、甘草配伍的四逆汤中三种乌头生物碱进行测定,结果表明,甘草可以降低汤剂中三种乌头生物碱的含量,干姜虽也有类似的作用,但效力次之,药物化学告诉我们,乌头生物碱是附子中的有毒成分,单用强心作用不大,且有导致异位心律失常的副作用,干姜、甘草无强心作用,但与附子相配伍组成的四逆汤却有显著的强心升压作用,还能避免附子产生的副作用,这个实验一方面说明了配伍作用重要的临床意义,一方面还能推知四逆汤中产生毒副作用的化学物质是乌头生物碱,而解除或降低这一毒副作用的化学物质虽未有定论,但甘草确有此功,因此要想避害趋利地使用附子,就必须用巧为配伍的四逆汤,这就是临床上不单用附子而使用方剂四逆汤回阳救逆的根本原因和它的本质所在。王氏指出,通过这一分析自然就会明白,要发挥方剂的良好治疗作用,减少毒副作用,必须使方剂制剂规范化,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疗效,减少毒副作用,而化学成分分析是其基础,也是方剂制剂现代化的手段,是万万不可或缺的。
3.探求方剂药理作用的生物化学基础:以上所述主要是在体外对方剂的一些实验观察,方剂是用于治病的主要手段,因此最终还要落实到人身上,也就是说,方剂要作用于人体才能产生治疗作用,因此,体内的变化是最终决定疗效的关键因素。王氏指出,方剂中药物经过配伍、制剂过程的变化后进入人体,在机体内还要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并以其特有的方式——疗效或毒副反应表现出来,用分析化学的方法和手段,测定体内某些生物活性物质的量和变化,乃是探讨方剂药理药效的重要方法。王氏等在补肾剂对胚胎发育影响的研究中证明,五子衍宗丸和六味地黄丸能明显提高小鼠肝组织胱胺酸含量(P<005),已知胱胺酸是一种含硫氨基酸,是哺乳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必需氨基酸,那是因为它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牛磺酸,牛磺酸对胎儿发育有重要的作用。很显然这就为补肾剂治疗宫内胎儿发育迟缓提供了生物化学的根据。王氏等还观察了补肾剂治疗老年性痴呆的生物化学变化,其机制是提高脑组织中NA和DA等单胺类神经递质。凡此都说明分析化学在方剂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以上观察表明,方剂研究,尤其是其化学成分分析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王氏认为,这一研究必须是药理学工作者与化学工作者紧密配合,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才能在方剂学的研究中有所作为。他引用了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对方剂的一段名言,可以说是对方剂本身的复杂性和探讨其奥秘之困难的注脚。徐氏说:“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理,各有功能,可以变易气血,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人人肠胃,何以能如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以相辅者,或以相反者,或以相用者,或以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四、补肾剂延缓衰老的探讨人从出生到衰老、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要想长生不死,看来是绝不可能,这是古今中外已证实了的。但延缓、推迟衰老,正是人们目前追逐的目标和希望。
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主生殖发育,它虽与现代医学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中医学中关于机体衰老演变的认识和描述,如“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却与现代医学对生长发育的观察记述大体一致,这是不需争辩的事实,医学生化学检测也证实,妇女绝经后血清雌二醇分泌减少,含量下降,E2/T比值降低,而老年男性也表现为性功能低下,血清T含量有所降低及E2/T比值增高,这正是机体肾气日衰,天癸竭的年龄阶段,这个事实从生理学角度说明了中医所讲的“肾气”与性腺关系的密切性,也说明性腺功能与衰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以此为楔机来探讨补肾剂对性腺功能的影响来观察老年病的发生发展,可能是补肾剂延缓衰老实验的可行方法之一。已知雌激素在雄性动物体内的增高与中医的“肾虚”之间有内在联系,并且雌激素含量的上升可作为雄性个体“肾虚”的物质基础之一。而且性腺功能障碍、性激素平衡紊乱是许多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老年人,如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骨质疏松等,在性激素紊乱方面共同的表现是E2/T比值的改变。基于此,王氏首先用去势或腹腔注射苯甲酸雌二醇的方法,造成了雄性大鼠性激素的紊乱,表现为E2升高,T下降,E2/T比值升高,同时,大鼠表现出竖毛而无光泽,身体瘦弱,拱背少动,反应迟钝,阴囊皱缩,睾丸回升,部分退入腹腔,常蜷缩拥挤在一起等明显的肾阳虚证候。并以老年病中最为常见的高脂血症为观察对象进行了实验。实验用Wistar雄性大鼠,饲以高脂饲料后,可造成实验性高脂血症,同时反映性激素平衡状况的E2/T比值也显著升高。而在去势的基础上再饲以高脂饲料,则大鼠血清的HDL-ch显著降低,TC、LDL-ch、E2/T比值比单因素去势造型组又有显著升高。相关分析表明,E2/T比值与血清TC呈显著正相关,与HDL-ch呈显著负相关。众所周知,去势方法是已被公认的肾虚造型方法之一,去势造型后,动物血清T急剧下降,E2升高,E2/T比值升高,伴随着的是血脂升高,很显然是由于性激素的紊乱而加重了脂代谢的紊乱,形成了高脂血症。已有实验表明,脂蛋白腊酶(LP)活性与血清T水平呈正相关,因此,可见性激素在脂代谢环节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提示补肾剂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与其改善性腺功能有关。实验同时还发现,补肾剂的作用与甲基睾丸酮的治疗效果相似,现在临床上已经在研究伴有性激素平衡失调的老年男性高脂血症、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应用睾丸酮制剂来治疗的新途径,这种思路与王氏所倡导的用补肾剂以防治老年病,延缓衰老的指导思想真是不谋而合。有理由相信,这种认识和方法将为中老年人改善生活质量,延年益寿带来新的希望。在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今中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实用价值,也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