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发生病变，在邪正斗争、阴阳消长的过程中，从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出种种平衡失调现象，表现为寒热虚实表里脏腑气血等错综复杂的证候。当病变处于静止阶段证候也可以相对稳定；当病变处于发展变化的情况下，证候也随之变幻不定。每个证候的建立和证与证的界限，都是在疾病处于相对静止阶段，经过反复观察和方证对应才能确定。只有方证确定之后，辨证论治才能作为常规运用。实际上临床所出现的证候，非典型证候多于典型证候。所以，辨证既要掌握常规，又要知所变通，不墨守常规，否则也无法应付临床复杂多变的情况。因之对待各种不平衡现象，要求得平衡，既要掌握固定的辨证形式，又要进行动态观察，才能处理好一些复杂问题，也才有可能达到求衡的目的。
变，包括质变与量变。证候既是处于一定阶段的本质反映，证候的变化，当然存在量变与质变问题，所以求衡不仅要准确地找到其不平衡的所在，而且要衡量不平衡双方各个层次的失调程度和比例，才能恰如其分地进行有效的平衡协调。既然存在着量变与质变，辨证要知常达变，就必须探讨辨证定量及质量变换关系。众所周知，客观事物变化都存在量变与质变，没有脱离量的质，也没有脱离质的量，质反映量、量的关系也反映质的关系。《伤寒论》为方书之祖，辨证之经典，论中所述各证的某些症状，不但具有量的概念和意义，并显示出证与证的质量变换关系。因此，要探讨辨证如何定量和质量变换关系，从而知常达变，从伤寒的辨证方法中是可以得到启发的。
一、主症在证候中的地位和分量
《伤寒论》把大量的个别经验、包括教训进行分析、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由经验上升到理论，并汲取《素问·热论》有关热病的理论，对条理化、系统化的经验进行综合和演绎推理，成为六经辨证方法，用于指导治疗，使对症下药过渡到辨证论治。对症下药的个别经验，只是认识事物的个性，个性必须通过分析、比较、分类、归纳，从中找出共性，才能认识到疾病中具有共性的证候。以热病常见的发热为例：伤寒表证发热，“头痛……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应作恶寒）无汗而喘”；阳明里热证发热，“大汗出……大烦渴不解，脉洪大”；阳明湿热证发热，“头汗出，身无汗，齐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阳明里实证发热，“潮热”、“汗出不恶寒”、“短气腹满而喘”、“手足濈然汗出，大便已硬”等，都不是只看到个别症状，而是已从一些症中找到了它的共性。故治疗就不仅仅是针对个别症状，而是要“观其脉症”、“随证治之”。伤寒表证发热，用麻黄汤发汗退热；阳明里热证发热，用白虎汤甘寒清热；阳明湿热证发热，用茵陈蒿汤清利湿热；阳明里实证发热，用承气汤苦寒泄热，都突破了见热治热的对症下药。辨证既要凭依症状，每一证都是由几个能反映疾病本质的症状所组成，但具体到某些证候，则是有的反映本质见症，有的不反映本质，尤其是假寒假热假虚假实一类证候，现象与本质恰恰相反。所以，只有通过个别症状的比较、归纳，找到某些症状的共同本质才能确定一个证候，也才能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由于证候中的所有见症，有的反映本质，有的不反映本质，故单凭个别症状用药，不但不能普遍适应，并有较大的盲目性；如果只看到一些非本质反映的症状，用药只能适得其反。《伤寒论》各证所列举的症状，都是能反映疾病本质变化的症状，一些非本质反映的症状一概不予罗列，这样，就避免在辨证上主次不分。日本汉方医学大家大冢敬节认为《伤寒论》各证所列举的症状都是主症，“主症比如常在其家的主人”，其他可有可无的症状则为客症，“客症比如客人之来走无定”。这也说明主症是由疾病本质所决定的，客症不是疾病本质的反映，因而是可有可无的。主症既由疾病的本质所决定，多一症少一症，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实质上就包括质变。
例如：呕吐一症，伤寒表证“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此证之呕吐因外邪所扰而致，呕吐不是主症，故只用麻黄汤发汗解表，其呕自止。表邪传里，“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此证寒热身痛未罢，并见心下支结而呕，虽为微呕，亦为表里俱病，呕吐、心下支结均应视为主症，治此用柴胡桂枝汤表里双解，着重配合黄芩、半夏清热和胃，降逆止呕。前人认识疾病只能凭依症状，而相同的症常可出现在不同证候中，从辨证必须分清主次来看，每一症状出现在不同证候中就有着不同的地位和分量。由此可以看出，辨证分主次与辨证定量具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证候的定量，就是要抓住证候中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主症，只有与疾病有本质联系的主症才有量的意义。
二、主症的变化揭示证与证的质量变换关系
《伤寒论》，一是抓住了热病各证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主症；二是掌握了热病过程中的质量变换关系。因而，把热病所见各证按三阳（太阳、阳明、少阳）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经分为六大类，这样不但便于分析各种证候的发病部位和性质，而且便于掌握六经合病、并病及传经、直中等传变规律。如病在三阳经，太阳为表、阳明为里、少阳为半表半里，三阳经所见各证，都有固定的主症可辨。正由于抓住了主症作为辨证依据，故具体对待某一个证候究竟在表在里、属寒属热、或表里寒热夹杂，都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断出来。如“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寒多热少（原文误作热多寒少），其人不呕，圊便欲自可”，此证发热恶寒如疟状，从其人不呕，排除病在少阳；圊便欲自可，排除病在阳明。这就说明病邪仍然留滞在太阳阶段，仍属寒邪在表，并未化热传里。如果抓不住各证与疾病本质有关的主症，弄不清证与证的质量变换关系，是无法作出寒多热少的结论的。伤寒病传三阴经，由于阳虚寒胜，多见恶寒厥逆。如阴证转阳，则可出现发热，如“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伤寒病入三阴，其后要看正气能否来复，阴证能否转阳而定。转阳的标志是发热，这种发热是一种“矫正”现象，如果厥逆日数多于发热，可以显示质量变换关系，故伤寒病后期，也就是以发热、厥逆两个主症来观察分析人体的阴阳消长变化的。
临床上所见证候，静止的、孤立的一个证候不与他证相涉是很少见的。故辨证，既要对当前的证候作出正确的判断，又要掌握当前证候的来龙去脉。《伤寒论》通过证与证之间的质量变换关系，摸清了各证的传变规律。所以，运用伤寒六经辨证方法，不但可辨明当前证候，而且随着证候的转变，并可预见疾病发展变化的趋势。如“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伤寒传经，一日一传，不过是举例而已，究竟传与不传，还是要从各证的质量变换关系来看，所以，没有出现“腹满而吐，食不下”等太阴证，“其人反能食而不呕”则为三阴不受邪，病邪仍然留滞在太阳阶段。
临证如果抓不住主症，不明确各证的质量变换关系，如遇到错综复杂的证候，则将技穷束手。如“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此证前误在用下法，下后仍有颈项强、胁下满痛，没有从小便难、身黄、饮水则呕等脾虚停饮之证看出病已转属太阴，故一误再误。证之未下前就脉迟浮弱，虚象已露；下后再与小柴胡汤，则虚象毕现，故产生气虚下坠及进食则引起呃逆等后果。仲景此条虽然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也充分说明在病情转变过程中，遇到错综复杂的证候，就必须注意抓住那些能反映疾病本质的主症，撇开那些非本质反映的次症，根据质量变换关系，随时改变辨证结论。
如上所述，主症在证候中占有一定的分量和地位，主症是对一切症状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症状。从主症与主症的相互变化中就可掌握质量变换关系。辨证能抓住这两点，既有常规可循，又不墨守常规。对待复杂多变的证候，就能游刃有余。由于一个具体证候的出现，往往同时具有几个或十几个症状，其中有的是主症、有的是可有可无的客症，如前所举麻黄、白虎、茵陈、承气四证见于临床，决不只是《伤寒论》所述的那些症状而不再出现其他客症。辨证如果分不清主客，机械地对号入座，那只能是症状的相加和拼凑，不可能知常达变、求得平衡。一般都认为中医辨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没有原则的灵活就会灵活无边，无常规可循；没有灵活的原则就无法应付复杂多变，只会墨守常规。所以，要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就必须知常达变。《伤寒论》辨证用药的常规，如六经所属各证的证治不过二十多条，大部分条文是讲变通的方法，包括误治后救逆的方法。如何知常达变，《伤寒论》已为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
由此可见，知常达变就是平衡理论具体运用的必要措施。平衡和知常达变虽不代表中医的理论思维，的确也是中医临床逻辑推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