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临床思维方法过程的总概括即“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核心、特色和优势之一。辨证是对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情的发展演变特征进行观察分析及检查诊断的推理过程，为更好地选择最佳治疗手段作准备，最根本的是获得临床实效。论治包括“上工治未病”，即防止健康机体罹患疾病及使疾病向健康转化的养生、防病、疗疾决策的过程。路氏在50余年临床工作中，十分讲究科学运用传统的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辨证精细，机圆法活，审病必求因，治病必求本。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法随机转，药随证变，从不按图索骥而执古人成方以治今病，遵古人法度而不墨守成规。取前贤之长，又能独抒己见，从而达到帮助实现人的整体环境和谐稳定状态的目的，常使一些疑难重病有振起之望，得以痊愈。
一、辨病辨证一体观
从《内经》的十三方及仲景《伤寒杂病论》看，古代医家是以辨病为主的。由病因、病位、主症、特征的某一重要侧面或数个方面综合概括而成的中医病名，是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或发展规律的诊断概念，所以既辨证也辨病。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医“只会辨证，不会辨病”，甚至于陷入“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圈子，显然是不科学的。目前临床上特别令人担忧的倾向是，将现代医学诊断命名的疾病，临床划分几个证型，制定几种协定处方，然后“对号入座”处理。将博大精深的中医“辨证论治”给简单化了，使医者按图索骥，减少了思维，缺乏应变能力。因“按模型套用”临床疗效不佳而自暴自弃，甚至怀疑中医学的科学性，而哀叹错入门径。
临床无论是西医诊断的病，还是中医辨病辨证，在提出治疗法则、遣方用药时都有不足之处，这就看怎样科学地将“病”与“证”相结合，灵活地运用到实际临床中去。如中医所说的“一些病证，有的概念较模糊、笼统，就没有西医诊断的较明确。西医诊断的如高血压、肾炎等病名，而不采用中医辨证，只考虑去降压，利尿消炎，则绝对不能正确指导治疗，更谈不上预期的疗效。故临床既要中医辨证辨病及识别西医诊断的病，符合什么就是什么，万不可生拉硬套。
临床对辨病辨证，应有更高层次的互参结合，才能适应科学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
如路氏于1985年7月治疗一患者，系内蒙古牧民王某（病历号：019945），男性，40岁，手足遇冷水或受凉即变白、麻木十三年，反复发作性全身浮肿三年，颜面、手背、前臂水肿性红斑伴脱屑四个月。曾经多家医院诊为“雷诺氏病”，“肾小球肾炎”，“肝肾综合征”等。查：
（1）低热，（2）皮疹（面部红斑、口唇萎缩斑），（3）关节肌肉疼痛，（4）雷诺氏征，（5）血沉83mm／h，血色素10.5g，血小板10万，（6）GPT275u，（7）蛋白电泳γ26.8％，A／G倒置。尿蛋白（＋＋＋～＋＋＋），24h尿蛋白3.5g，尿肌酸184.3mg，（8）LE细胞（＋），（9）X线胸透右侧胸膜粘连，右肺盘状肺不张，（10）肾图：双肾分泌段及排泄段均延缓，（11）B超示：肝大、肝内弥漫性损害，腹水。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肺、肝、肾损害。病人精神恍惚，形体消瘦，头倾视深，口唇淡白萎缩，午后低热，腹部膨隆，腹中冷痛，食欲不振，大便溏，鸡鸣泻，目窠如卧蚕，胫足肿胀，按之没指，心悸气短，关节酸楚疼痛，阳痿不举。舌质淡、苔白腻，脉沉细微数。诊为“虚劳病”。
辨证为：肝肾亏损，脾虚湿阻证。治以培补肝肾，健脾化湿法。经过分层次、分阶段、标本兼顾治疗三个月，药物虽有加减，但治则不变，（始终未用西药激素类）好转出院，并配丸药长期服用，以资巩固。连年随访，现仍能参加体力劳动。
本例患者，多病缠身，症情复杂难辨，医者临之有如面对一团乱麻，无头可找，无续可缕，无从着手之感。路氏采用辨病辨证相结合，治病必求于本，“本立而道生”，辨证如剥笋，层层剖析；治病如抽丝，缕缕牵出；科学分析，合理立法，果敢审慎，务求精当，故而取效。
二、宏观微观互参性
中医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象”，而“知外揣内”地对疾病进行推理、判断、认识这一整体推理过程，即是传统的中医科学思维和辨证方法，亦即现代所说的宏观辨证，由此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即有了某“病”或某“症”的概念。而微观辨证是采用某些理化指标用来作为诊断某病内在的依据，并据此了解人体“内环境”与外在证候“象”的联系。宏观辨证与微观指标的结合互参，是医学科学的一个大课题，也是今后医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涉及到医学多个学科乃至各个领域。就目前而言，真正谈得上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有机的结合，还相差甚远，可以说有些概念上存在着许多错误，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路氏临床十分重视中医传统的辨证与微观指标的对比参照，反对只看检查报告单而不见病人即开处方的不科学、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认为：中医在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掌握传统的整体辨证方法的同时，参照理化检查的有关指标是有益的，但绝不能单纯依靠理化检查，而去用西医的“病”来解释中医的“证”，临床中把中医的“证”从属于西医的“病”，这就失去了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推理、预测的科学性是不容忽视的。如“感冒”，西医视退热，上呼吸道无炎症为治愈。而中医则认为温病邪毒具有传变性，后来逐渐发现感冒后可能会出现肺炎、肾炎、心肌炎等病。同时中医通过临床经验积累，根据运气学说及对人体细微表现的观察，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某年某季人群易患何种病证，人居某山某水方位易感某疾，某种体质人易患何症等等，这除宏观辨证外，是否有微观成分？再如某些疾病（如慢性炎症），经血液流变学检查，血液属高粘滞度状态，但临床上中医辨证无瘀血征象，这难道必据“血液粘滞度高”诊为瘀血症而去应用活血化瘀治疗吗？“粗工凶凶，以为可攻”，其结果必然是“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故路氏临证时，即使遇有西医经理化检查明确诊断的病，亦不“对号入座”，而是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务使求本，灵活论治。
如路氏1983年10月治一王氏，女，30岁。经某医院确诊为“椭圆形红细胞增多症”。根据其现症：形体瘦削，面色萎白，肌肤干燥，神疲肢倦，畏寒肢冷，时觉燥热，头晕目眩，夜寐不安，脘闷腹胀，纳谷呆滞，大便干结，月经淋沥不断，腰部空痛，舌体瘦色淡有瘀点，根边发黯，苔薄白，脉沉细无力。四诊合参，证属劳伤心脾，气血两虚，肝肾亏损，兼有血瘀。治用益心健脾，培补肝肾法。方用：
①太子参15克、生黄芪15克、炒白术10克、茯苓12克、炒枣仁12克、丹参15克、肉苁蓉20克、山药15克、桂圆肉9克、淡附片（先煎）4.5克、香橼皮9克、炙草6克。
水煎服，日服2次，每周6剂。
②紫河车150克、鱼螵胶珠100克、阿胶珠50克、汉三七30克，共为细末，装胶囊，日服二次，每次3克。
上二方结合，连进药4个月余，中间因胃脘隐痛，加减用过绿萼梅、预知子、谷麦芽，余皆守方治疗，至1984年2月8日经各项化验检查均属正常。
病人感觉良好，随以益气养血，调肝和胃法，带药30剂，以资巩固。
三、审时度势动态观
疾病的发生、发展，随着时间、病势等在动态的变化中，故路氏十分重视临证审时与度势相结合辨证论治，认为审时包括：
①天时春夏秋冬发病季节及诊治时间；
②昼夜各时辰证候的变化；
③整体病程及出现变证的时间长短等。
度势包括：
①体质因素及某病的易感性；
②病人的心态因素；
③所处的地理方位及社会环境；
④疾病已进入何阶段；
⑤病势发展进退；
⑥病位在何脏何腑何经等。
路氏临床审时度势辨证论治经验颇丰，此仅举几例，可见一斑。如治一王氏冠心病患者，每于夜间胸膺憋闷疼痛剧烈，辨证属阴寒阻遏胸阳，加用温阳通阳药物而控制了症状的发作。
一吴氏女，每年春季必病哮喘，据肝木旺于春的理论，采用伐肝益肺治疗而获愈。治一湿温误治出现“脑水肿”而告病危患者，辨证为心脾肾阳衰，用温阳散寒化浊祛湿法治疗而力挽垂危。
四、传统新知融会观
路氏认为：传统的中医理论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这一代表中国医学特色的学术体系，也是卓然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的根本。几千年来，经过历代医家的努力，通过继承、整理、升华，使其日臻完善并有发展。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现代中医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的结合，汲取医学精华和新的研究成果，“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对传统理论研究的深化，临床思维扩展以及治疗观念的改变，而出现了中医理论和临床观念的更新和突破。
时代使然，随着科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如当前化肥、农药的应用，防腐剂、催熟剂的食入，空气严重污染，生态平衡失调，新的化学药品带来的毒性反应及后遗症，环境心态的变化，新的致病菌发现，……造成疾病谱的增宽，临床上不断有新的病种出现，也使常见病临床表现复杂化了，迫使中医学治疗领域不断扩大，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进行研究外，还涉足到一些新发现的病种，甚至对目前“谈虎色变”的艾滋病亦有所涉足。故路氏认为，在具备扎实的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洞悉国内外医学学术动态，更新知识，科学地发展临床思维，才能适应现代临床的需要。
中医将影像学及生物化学的引进使用后，给临床诊断思维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上腹疼痛，B超发现因胆结石引起，即不再按“胃脘痛”治疗，而治胆石症。腰痛，通过X线造影发现有肾结石，即从石淋治疗。中风病临床首先考虑的不是中脏、腑、经络，而是第一要明确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阴道出血通过病理切片一旦确定是宫颈癌所致，亦不再按崩漏论治。胃溃汤与溃疡恶变，胆囊炎与胆结石，肝血管瘤与肝癌等病，单独从临床表现很难明确诊断。这些也说明新的概念影响了传统的临床思维和治疗观念，使辨证论治体系有了新的发展。必须清醒的看到，传统的辨证论治与当代新科学的结合，还处于幼稚、亟待提高阶段，尚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如何使论治既保持传统特色，又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怎样将其朝着系统化、规范化、客观化的科学轨道上发展，这需要通过广大中医同道进行艰苦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