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漏，乃经血非时暴下不止或淋漓不尽，是妇科较常见的血证。对崩漏的认识始于《内经》，后世的论述及方药甚多，其中不乏精华，但亦有含混之处。罗氏积其数十年之临床经验，对崩漏的辨析颇详，并根据岭南地区体质与证候的特点提出其治法方药，体现了他的临证特点与学术风格。
对崩漏的记载，最早见于《素问·阴阳别论》中“阴虚阳搏谓之崩”的论述。只言其病机，未言其证治。后世有将各种妇科下血症统称为崩漏者，在诊治上含混不清。罗氏认为，治病之前，当以辨病、辨证为先。崩漏的辨析，应首先认定为月经病。《景岳全书·妇人规》云：“崩漏不止，经乱之甚者也。盖乱则或前或后，漏则不时妄行。”必须排除了妊娠、症瘕、外伤等引起的阴道下血，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他在《崩漏的证治》以及《崩漏须调理脾肾气血》等文均列举了胎漏、异位妊娠、症瘕等容易被误诊为崩漏的例子。
关于崩漏的病机，罗氏认为，阴虚阳搏，阴虚是本。阴不维阳则阳亢，虚是本，亢是标，这是阴阳二气失去平衡之机理。由于阴损及阳，或体虚、久病而导致肾阳虚，肾火不足以温煦脾阳，脾不统血是崩漏的另一病机。他提出肾阴虚、脾气虚是致病之本，血热、血瘀为诱发的因素。
崩漏的病程往往较长，血热或血瘀只是其中某一阶段的证候，阴虚或气虚、阳虚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他主张对崩漏的止血以固气为先，兼顾血热或血瘀。因下血量多，则热随血去，气随血泄，即使有热，也是虚火居多，且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气虚表现，故止血必先固气。止血之后，重在固肾以治本，并需调整月经周期，则以调补脾肾，益气养血为主。
明代方约之对崩漏的治疗提出“塞流、澄源、复旧”的三步治法。暴崩久漏之际，塞流止血是关键。罗氏自创“二稔汤”、“滋阴固气汤”以固崩止漏。“二稔汤”以广东草药岗稔、地稔根止血固崩，党参、白术、炙甘草健脾益气以固摄，熟地、桑寄生、首乌养肝肾益精血，续断固肾止血，棕炭、赤石脂收敛止血。全方固摄止血之力较强，并兼顾气血和肾肝脾三脏。“滋阴固气汤”则以菟丝子、山萸肉滋养肝肾，党参、黄芪、白术、炙甘草健脾补气，阿胶、鹿角霜固涩止血，首乌、白芍养血和肝，续断固肾。既滋阴，又补气，亦兼顾了肾肝脾三脏，具有较好的止血效果。适用于崩漏之势稍缓者。如夹热者，加旱莲草、黑栀子、炒黄芩；夹瘀者，加益母草、蒲黄炭；阴阳两虚而暴崩不止者，加炮姜炭、棕炭、赤石脂。还可艾灸隐白、大敦和三阴交以温经止血。罗氏提出滋阴与固气为主的治法，与岭南地区的体质特点有关。根据人群体质调查，华南以阴虚体质和痰湿体质多见，而西北则以阳虚体质或阴阳两虚体质多见。因而西北、华北地区寒证较多，华南则阴虚、气虚、湿热证较多。在治法上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在选择药物时，由于阴虚相火易动，不宜用芎、归之类辛燥走窜之品，以免动血，反增加其出血量。应选首乌、桑寄生等守而不走的药物，以滋养并止血。而补气之药，亦以平为期，使血海宁静，不宜过于升散。他善用人参以固本止血，认为人参能随阳药入阳分，随阴药入阴分，固气以摄血。尤以野生人参和东北红参为佳，可救危固脱。如非危重症，则可重用党参以代之。而气阴两虚者，则可用西洋参，或配太子参、淮山药之类以益气养阴。
在止血药中，有凉血止血者，如丹皮、焦栀子、藕节；有温经止血者，如艾叶、炮姜、鹿角霜；有养血止血者，如阿胶、岗稔、地稔；养阴止血，如旱莲草、龟板胶、女贞子；亦有祛瘀止血者，如益母草、蒲黄、田七、大黄炭；固涩止血，如赤石脂、乌梅、五倍子。均可根据证候的寒、热、虚、实而选用。惟炭类止血药过用可致血脉凝涩而留瘀，故不宜过多、过久使用。
崩漏之下血缓解后，应根据其证候以澄源、复旧。澄源重在辨证论治，复旧旨在调补脾肾。
因脾主统摄，肾主闭藏，冲任之本在肾。脾肾功能失常，冲任不固，血脉失于统摄和闭藏，则经血妄行而成崩漏。故复旧固本之法，是在去除血热、血瘀等标证后，着重补肾健脾，调理阴阳，促使月经周期恢复正常。罗氏自创“补肾调经汤”用于此期的治疗。方中以菟丝子、桑寄生、续断平补肾之阴阳，辅以补气养血之品，兼顾脾肾气血以调经。
纵横比较南北古今论治崩漏的文献，北方多因阳气不足，而以寒证为主，自仲景之温经汤至傅青主之固本止崩汤，均善用温药；而南方则常因气阴不足，故多热证，岭南医家往往忌用辛燥动血的芎、归之类，而善用滋阴固气之品。这是地域与体质的差异所致。古代医家对崩漏主要着眼于止血，对复旧调经的论述较少；而现代医家则注意了病证的鉴别，并强调要补脾肾调经以固本。这是历史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