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妇科理论方面，罗氏较推崇张景岳、陈自明的学术观点，注重脾肾和气血。肾藏精，主生殖，为先天之本；脾司运化，脾胃互为表里，主升降，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女子之经、孕、产、乳皆以血为用，故妇科疾病，当以调理脾肾气血为主。
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是现存较早的妇科专著。对妇科病的病因较注重风冷和劳伤，认为劳伤血气，或寒气客于胞内，损伤冲任之脉，是妇产科疾病的主要因素。治法常用调补气血和温经活血。其“加减四物汤”和“良方温经汤”等流传至今，仍常用于临床。罗氏认为，冲任损伤是导致妇产科疾病的主要病机。各种病因均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冲任而致妇科疾患。调理冲任之法，重在调理肾、肝、脾和精、气、血，而调理气血的关键，在于使气血充盈，并流动畅顺，切忌郁滞。陈氏补血活血之法，正体现了补血而不腻滞，活血而不伤正之妙着。
张景岳是明代医学大家。虽不以妇科名闻于世，但其妇科专著《妇人规》是理论性较强，内容全面而系统的医籍。他重视阴阳之理，善用温补，着重肾与命门，注意维护元阴元阳。妇科方面注重冲任、脾肾与阴血。他在《妇人规》指出：“女人以血为主，血旺则经调而子嗣。身体之盛衰，无不肇端于此。故治妇人之病，当以经血为先。……盖其病之肇端，则或由思虑，或由郁怒，或以积劳，或以六淫饮食。多起于心、肺、肝、脾四脏，及其甚也，则四脏相移，必归脾肾。”故“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肾以资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罗氏深谙调经种子之道，认为肾主先天、脾主后天，二者共为精气血之本，故与生殖有关的虚证，多责诸脾肾。他提出妇科的主要病机是冲任损伤，而调理冲任就在于调理肾肝脾的观点。他曾撰《补肾法的探讨和对一些常见病的运用》、《调补肾阴肾阳对妇科病的作用》、《脾胃学说与妇科的关系》和《妇科为什么特别重视肾肝脾》等文以阐述其观点。
罗氏特别欣赏景岳的两段名言：“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也。”他认为景岳所创的左归、右归、大补元煎、加减一阴煎等，为补剂之典范，甚为实用。究其原因，是景岳组方重视阴阳相配，以达到阴阳相长，精气互生的境界。如大补元煎以人参配熟地；右归饮以附、桂配熟地、山茱萸。惟有深悟阴阳学说的精义，才能灵活运用，彰显其效。罗氏根据阴阳相配的原则，创制了补肾健脾安胎以治疗胎漏、胎动不安和滑胎的“滋肾育胎丸”，补肾养血以治疗虚证月经病、不孕症之“促排卵汤”，指导拟定健脾补肾并重以治疗免疫应答低下之反复流产的“助孕3号方”，并进行了临床与实验研究。
景岳虽善用温补，但亦强调辨证，随证随人，辨其虚实，理法方药，颇为精当，并非一味大补。罗氏认为，中医治病切忌固执一方一病。必须辨证施治，以证定方。他曾对“黄芩白术乃安胎圣药”之说加以评议，认为黄芩苦寒，只可用于有实热者，不宜滥用。证属虚寒者，误用苦寒固增其损；证属虚热者，亦当以养阴清热为主，如二至丸之类。用药如用兵，医者之功力，就在其中矣。
罗氏善于博采众长，对清代以来持革新态度的医家较为欣赏。《傅青主女科》是清代较著名的妇科医著。病因病机方面较注重肾肝脾和气血的损伤，尤其强调房劳所伤与妇科病的关系，如崩漏、带下病、小产、产后血崩、不孕症等，均可因房事不节所致。罗氏认为，傅山能冲破当时封建礼教的藩篱，正面论述性事对身体的影响，具有进步的意义。曾撰《〈傅青主女科〉文理是“粗鄙”吗》对此加以评述。认为其文体新颖，语言较为通俗，方药多为新创，且方便实用，如定经汤、固本止崩汤、完带汤、生化汤等，罗氏不但常用于临床，并加以研究和发挥。
罗氏对活血化瘀的治法亦颇有研究。认为妇科证候主要是虚实两类，虚证以肾虚、脾虚为多，实证以气滞、血瘀或痰湿为主，尤以血瘀最为常见。因于气滞、气虚、寒凝、热灼固可致瘀，妇人经期、产后余血未尽，离经之血蓄积胞中及少腹，也可成瘀血。瘀为有形之邪，足以阻碍气血之运行，可导致疼痛、出血、肿块或发热。他颇欣赏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所创制的几首逐瘀方药，如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和少腹逐瘀汤等，认为王清任的气血观虽说理简略，但归纳了各种血瘀症状，并针对寒、热、虚、实等血瘀成因而组方，在血瘀的治法上独树一帜。罗氏善用活血化瘀之法治疗痛经、症瘕及瘀阻胞络（输卵管阻塞）之不孕症。创制了治疗痛经的“田七痛经胶囊”、治疗子宫肌瘤等症瘕积聚的“橘荔散结丸”、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罗氏内异方”；指导拟定治疗免疫性不孕症的“助孕1号、2号丸”等。曾撰《活血化瘀法对妇产科疾病的作用》等文加以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