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认为，从疾病发生学的角度来讲，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依据。邪气之所以能够侵犯人体，疾病之所以能够发生，都是因为正气先虚，此即《素问》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但这只是就邪正力量的比较而言，只是说明发病过程，而决不是对病机的解释。如果从治疗学的角度来看，疾病一旦发生，邪气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古人说的“虚处受邪，其病则实”。此时祛邪即成为治疗的首要任务。邪气去则正气自安，虚弱的正气在邪气离开人体之后即可自行恢复。因为人体正气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然本能，只要没有不利因素的影响，没有干扰和妨碍，正气即可生生不息。那些拘泥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理论，拘泥于“正气充盛则病邪自退”说法的人，不晓上述道理，欲在治疗中泛用补益，以期获得“正旺邪退”之效，殊不知如此处理在理论上和哲学上虽然有其道理，但在治疗实践中往往行不通。因为如果邪气未退而用补益，不仅可能滞邪留邪，还可能助邪；而且由于有邪气阻碍，正气却得不到丝毫的补充。刘氏说，攻邪论并非金人张子和的发明，它是张子和根据张仲景《伤寒论》等著作提出来的。《伤寒论》治病就以祛邪为主，汗、吐、下、清、消诸法，俱是攻邪，不惟三阳病治宜攻邪，即或三阴病，其因于邪实而要用攻逐方法者也不少。基于这样的认识，刘氏在临床上诊断辨证时注重对病邪的辨认，治疗时注重祛除邪气。一肾炎患者浮肿少尿，他医作肾虚治之，不效。刘氏辨证曰，身面肿而脉浮，邪在表而肺气不宣，水之上源不清，当发其汗。用越婢加术汤，一剂汗出肿减，再剂小便利而肿消。他曾告诉学生，他早年在大连行医时，只知腰为肾之腑，腰痛者，肾虚也。
于是治腰痛每用六味类补肾，往往收效甚微。后来知道腰痛多有湿热及水气所致者，用清利湿热或化气行水之法收效甚佳。他还指出，就目前临床所见病证来看，病证谱总的表现是，阳证多而阴证少，实证多而虚证少，热证多而寒证少。形成这种病证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处于风寒暑湿燥火之中，既得其益，亦可能受其害。此正如《金匮要略》所言“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六淫侵入身体，治之便当攻邪。从内因来讲，脏腑机能易于亢进，如心火过盛、肝阳上亢、胃热过激等。即使脏腑功能低下，但脏腑功能的低下又易于导致继发的病邪，如瘀血、痰饮、宿食等，而形成虚实夹杂之证。此外，如今人们生活富足，营养过盛，体内多有积热、蕴湿、痰饮、食滞。况且人们喜进补品，无病之时经常服用，既病之后亦用补益。医生亦有不少迎合病人心理，或漫无主见者，病人欲补即补之，以致目前用补之风愈演愈烈。诸如此类，便使邪实之证更加多见。这是应该引起医生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治疗时，实证自然要祛邪，即便虚实夹杂者亦要以祛邪为主。扶正以祛邪是间接祛邪，多宜于在正虚不任攻逐之时使用，否则收效不佳，不若用药直接攻邪取效快捷，待邪退之后再议扶正。所以“攘外安内”较之“安内攘外”的方法更为常用。
刘氏指出，临床医生要注意对假虚证的辨认。在不少情况下，本为邪实之证，却表现出一些虚弱的症状，为医者不可被这种假象所迷惑，误认为虚而用补剂。如身体壮盛之人，暴受邪气，或外感风寒，或内伤饮食，本气未必皆虚，受病之后，反而出现虚象，如动作衰乏、四肢无力、恶食、呕泻、少气、虚冒之类，此邪实为本，治之但当亟去其邪，不必误以为虚证或顾虑虚其正气，用药牵制。如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病毒性肝炎，其主要的症状之一是体疲乏力，不耐劳作，祛邪治之，患者即感身体轻快，补气治之反而会使症状加重。
刘氏在临床上常用发表攻邪、清泻里热、通泄腑实、除湿化浊、疏肝解郁、攻逐瘀血、利水化饮、镇肝熄风、化痰散结、行气导滞等方法，所治疗的病证十分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