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教授，辽宁营口市人。幼承家学，后拜辽东名士为师，尽得其传。青年时期，在营口悬壶济世，每起沉疴。后迁居北京，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从教38年，为该校教授、终身教授，历任该校教研室主任，《学报》主编、名誉主编，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中医）成员、特邀成员，北京中医药促进会名誉会长；是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国际名人传记词典》（第23版）。
刘氏潜心研究中医学术，治学严谨，造诣精深，学验俱丰，对《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后世诸名家的著作均有研究，尤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钻研尤深。数十年来，他在深研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伤寒论诠释》、《伤寒论十四讲》等学术专著20多部，同时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对仲景学说有诸多阐发，是我国当代研究仲景学说的著名专家。
本文着重介绍刘氏对气机论、攻邪论、火热论、主症论、脾胃论、水证论等主要学术论点的渊源和分析论述，对于指导临床医疗很有实践意义。刘氏临证善于运用经方，同时又重视运用时方；善于抓主症以辨证论治，同时又重视合理借鉴现代医学知识。文中介绍他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心脏病、眩晕、失眠、咳嗽、肢体痛、水肿等病症的医疗经验和4个验案，如用乌梅丸治疗尿崩症、用丹栀逍遥散治疗失眠等，充分体现了他的医疗思想和临证特色，值得学习和借鉴。
在学习和研究中医的方法方面，他提出“经典要精读、好书要熟读、杂书要泛读”的方法，可说是研究中医的一生经验总结，对后学者甚为重要。
总之，刘氏的学识和经验无愧为博古通今的经方大家。
屡用屡验而心有所得，不纂集以补报天地，公于人人者，亦欺也。欺则天良日以蔽塞，而医道终失；不欺则良知日以发扬，而医道愈昌。
——李梴《医学入门》
刘渡舟，辽宁营口人，1917年9月10日出生。其父刘万春知医，常为人义务诊疗，颇多效验。受父亲的影响，加以幼年体弱多病，遂发学医之志。在父母亲的支持下，于16岁正式拜师学医，先后受业于名医王志远、谢泗泉，时间达7年之久。谢泗泉乃辽东名士，博学多才，伪满政府曾欲延为御医，坚辞不就，少年时期的刘渡舟受其影响甚大。出师后，悬壶于大连，擅长用经方治病，时起大症沉疴，医名闻于遐迩。1945年携眷来京，挂牌行医于钱粮胡同之南花园。
同年参加南京政府部署、由戴传贤主持的中医师特种考试，以前第19名的优秀成绩获得通过。
1950年考进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深造，学习现代医学基础知识及临床医学课程，毕业后分配到天坛华北人民医院工作，未及1年又调到永定门联合诊所，后转至大红门联合诊所工作，并兼任所长之职。1956年为第一届西学中班讲授《伤寒论》部分内容，受到学员好评。同年进入北京中医学院，成为北京中医学院最早的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主要从事中医古典医著教学及研究，后专门从事《伤寒论》教学和研究至今。1978年评定为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后被授予终身教授；中医实行研究生教育后，成为我国首批《伤寒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伤寒论》教研室副主任、主任，《金匮》教研室主任，中医基础部负责人，《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主编、名誉主编。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评议组（中医）成员、特邀成员，北京中医药促进会名誉会长。是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第23版《国际名人传记词典》。
刘氏天性聪颖，好学强记。在中医学方面之所以造诣精深，取得极高的成就，这与他深远广博的学术渊源是密不可分的。在长达7年的学徒期间，他即在师傅的指导之下，精读了《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并背诵了其中大部分重要内容，有些著作，如《伤寒论》等，全书熟记于心。他关于阴阳五行学说，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关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原则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大都来自于《内》、《难》二经。尔后，他对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叶、薛、吴、王诸家学说也都作了深入的钻研，并能将诸家学说融会贯通，含英咀华，吸其精髓，由此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诸家著作之中，刘氏对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研究尤深。他精读原文，对《伤寒论》字斟句酌，探隐索微，既读于有字之处，亦读于无字之处，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细玩其理法方药，穷其理致。他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伤寒论》方是中医方剂之祖，故学中医要在《伤寒论》的学习上下功夫。古今医家其成大器者，大都得力于《伤寒论》之学。在原文学习以外，他广泛参阅后世诸家注述，对成无己“伤寒三种”（《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伤寒方论》）、柯韵伯《伤寒来苏集》、钱天来《伤寒溯源集》、尤在泾《伤寒贯珠集》以及《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都作了深入的研读。他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学习结合在一起，认为学《伤寒》不可不学《金匮》，否则只得半部仲景。在《金匮要略》的学习上，他较多地参考了尤在泾的《金匮要略心典》。总之，刘氏得力于仲景学说最多，在仲景学说研究方面造诣极深。至晚年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原文包括方后注所言煎服法、禁忌、加减等内容的记忆仍然准确无误。他对仲景方的记忆采用了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如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芩连苦降籍姜开，济以人参绝妙哉；四物平行各三两，诸凡拒格此方该。”小柴胡汤“柴胡八两少阳凭，枣十二枚夏半升，三两姜参芩与草，去渣重煎有奇能。”所以他对原方诸药用量都有准确把握。刘氏在临床上长于运用仲景理法方药，既能遵守仲景原则，又能变化于仲景之外，灵巧活泼，妙不可言。刘氏治学《伤寒论》多用《内经》阴阳学说、脏腑经络理论以及病因病机知识进行理解，他在诸多《伤寒论》注解中最看重金人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认为成注长于以经解论、以论证经，将《伤寒论》与《内经》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日本汉方家重《伤寒》而轻《内经》，其重《伤寒》可取，而轻《内经》则甚不可取。
此外尤需特别提出的是，刘氏对清吴谦等人所撰《医宗金鉴》推崇备至。他教导学生说，《医宗金鉴》是由清政府组织编撰的，过去称为“御撰”《医宗金鉴》，其书辨证精审，方药精炼，疗效可靠，前清时太医院考试以该书为范本。长期以来，相当多的北方医生一直以该书为枕中宝典，以之名世者甚众。他对其中《杂病心法要诀》以及《妇科心法要诀》娴熟于心，对其理法方药皆能信手拈来，临床运用颇多。他对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刘河间的寒凉泻火思想，张子和的攻邪论、朱丹溪的养阴理论亦用心颇多。尝谓李、刘、张、朱，其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家，而为后世效法，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说明他们的理论有其科学道理。四家学说虽然各有所重，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作为中医临床医生，对四家学说应该认真学习，仔细琢磨，掌握其精髓，明白其原理。他对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和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也下过很深的功夫，叶、薛、吴、王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亦很深刻，其清热之法、治湿之法和养阴之法为他临床所常用。他对清代名家医案也常常研习。总之，刘氏好学不倦，其学术渊源深远广博，知识储备极其丰富。昔贤徐大椿云“用药如用兵”；刘氏学验俱丰，恰如胸中有雄兵百万，故临床制病之法极多，运用自如，功效卓著。
刘氏在治学方面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重视基础理论，精研实用技术。
他从16岁起开始学医，7年后悬壶治病，至今从未脱离临床实践。他十分重视对临床技能的学习，这与只对理论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不同，更与徒作纸上文章、“玩医学”的人不同。他认为，医学是济世救人的实用学科，救死扶伤是其最高目的，故学医一定要重视实用技能的学习。同时认为，基础理论的学习同样也非常重要，要真正成为一个高水平的临床医生，只有望、闻、问、切的实际技能，只有处方用药的实践经验，而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解释，即使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种医生也只算是“医匠”，是“开方医”，因为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一名医生只记住了一大堆的对号入座的方药应用模式，而没有基础理论作为指导，那他就不可能应付复杂多变的临床病证。
2．专攻仲景学说，博采后世诸家。
刘氏知识广博，不偏执，不拘泥。他常说：“学者贵在独树一帜，但也要时刻注意避免偏执。”他一生专攻仲景学说，擅用经方，在仲景学说研究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不以专攻仲景学说而轻视温病学说，亦不以主攻《伤寒》而不及《金匮》，更不以喜用经方而轻视时方。而是兼收并蓄，惟实用是务。在方剂的使用方面，刘氏喜用经方，更擅长使用柴胡剂。他认为古方能治今病。经方临床应用历史悠久，只要主治准确，有后世方剂所不及之处。在具体应用时，他或用原方，或随证加减化裁，善于变化。同时他也很注重时方的应用，其中对于河间的清火之剂，东垣的治脾胃诸方，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薛生白和吴鞠通等人的治湿热之剂，叶天士的养胃阴之剂，《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的治杂病方和《妇科心法要诀》的妇科诸方等，使用尤多。晚年他曾作“古今接轨论”来阐述古方与经方的联合应用问题。
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方药不在古今，有效则行。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恰如海纳百川，而成其为汪汪洋洋，所以他在临床上能够左右逢源，辨证论治的道路广阔，极少陷于山穷水尽之地，即使遇到疑难病证，而每每也有柳暗花明之境。他曾说，医生如果偏执，倘以伤寒之学立于世则不再及于温病，倘以时方立于世便不再及于经方，以至于道路狭窄，无回旋地，这无异于作茧自缚，无益于己，更无益于人。
3．崇尚古人经验，不薄现代科学。
刘氏认为，古代医学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古人著书立说，大都以济世活人为宗旨，虽然其中偶有些夸耀，但对他们的经验不能无端怀疑，更不能轻易地否定，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要轻易地改易。古语有云，古方以不加减为贵，其中就包含有这样的道理。他在用《伤寒论》苓桂甘枣汤时，仍遵从仲景方法，嘱患者用甘澜水煎药；用麻黄汤、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等都要嘱患者先煎麻黄、葛根去上沫；用桂枝汤嘱患者服汤后啜热稀粥一碗，从这些用法都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借鉴现代医学，早年他曾系统地学习过现代医学，后来常常根据临床需要选择性地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在临床辨证论治过程中，他能适当地利用现代医学检验指标，作为辨证论治的参考。不过，他指出，借鉴现代医学知识要合理，不能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4．读书临证写作，互相促进提高。
刘氏说，医家要广泛阅读，博览群书。在读书方法上，他指出经典要精读，好书要熟读，杂书要泛读。他常用古人“开卷有益”，“温故而知新”，“学如积薪”的格言教导学生，指出读书要持之以恒。他至老犹手不释卷，哪怕工作再忙，每日也必须读书。他说陈修园所提倡的白日临证，夜晚读书的方法甚好。临证可以检验所学的知识，而读书能够解决临证所遇到的问题，两相促进，好处甚多。他认为，中国医学的发展有源有流，读书最好从源到流，从《内》、《难》、仲景入手，渐及于后世。他告诫学生，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要与思考结合起来。在读书和临证以外，医家还要写作。写作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向他人介绍和推广，使医学经验充分发挥其价值，更广泛地造福于人。而且，医家的认识也可在写作中升华，在写作中达到更加细致、周密和完整。刘氏指出，要重视内功的锻炼，要重视实力的积蓄，要通过读书、临证和写作来不断地提高自己；要务实而不要务虚，不要“华其外而悴其内”。
对那种徒作花样文章的行为，刘氏斥之为“花拳绣腿”，徒有漂亮好看的架势，而不能解决问题。
几十年来，刘氏出版和发表了20多部学术著作和近百篇学术论文，其代表著作有《伤寒论诠解》、《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通俗讲话》、《伤寒论临证指要》等。
刘氏对中医的贡献甚多亦甚大，其成绩主要集中在仲景学说研究领域。如在《伤寒论》文献校注方面，他完成了《伤寒论》校注研究课题；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刘氏再次系统论证了六经经络实质问题，对六经提纲的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作了深刻发挥，对六经气化学说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较早地论述了《伤寒论》条文排列组合的意义；在《伤寒论》方剂分类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制了许多有效方剂，极大地发展了张仲景经方系统，扩大了经方主治；在仲景学说研究组织的建制及学术交流方面，他多年来积极奔走呼吁，在同道的协助下，于1991年成立了中国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并于同年召开仲景学说研究“八五”规划研讨会，又于1993年10月成功地召开了首届亚洲仲景学说学术大会，对促进仲景学说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北京中医学院从教38年，培养了大批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