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证见解

《温证论治》，在华邵辈所编《临证指南》之外，乃顾景文假托叶先生之语，而刻于唐笠三《吴医汇讲》者也。唐刻有小引云：先生游于洞庭山，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记录，一时未经修饰，是以词多佶屈，语亦稍乱，读者未免眩目，不揣冒昧，窃以语句稍为条达，前后稍为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而先生立论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据此，则所刻云云，已经唐氏加以删润，尚且如此不堪，然则顾景文之原文，当更何如？不意托名大医，便能行世，贮春仙馆刻之，拜石山房刻之，种福堂又刻之，而其贻祸于病人者，直如此其大也。顾所记名曰《温证论治》，而章虚谷乐为之注，改其名为《外感温热》。王孟英又乐取之，谓仲景所论温热，是伏气，叶氏所论温热，是外感。故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揭之篇首，以自别异。果如其说，则所称温热者，不过小小感冒，即俗称所谓小风热、小风温，如目赤，颐肿喉梗、牙疼之类，却只须辛凉轻剂，其病立愈。然何以不出数日，遽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致于死？若不数日而病即心，即可死者，则必非如其所说，只须轻剂之辛凉，且何以如其所言，不即愈于辛凉之轻剂耶。夫其所谓热入心包者，不可谓世无其病也，然总不在仅称外感，仅病及肺，仅用此无名轻剂之时，是故古之人不轻言热入心包也。而顾其信者，确凿言之若此，迹其所以有是作者，是欲以所用轻剂愈人之病也，似又欲以所用犀角愈人之病也。乃用其所谓轻剂，而病不解，渐欲入营，血液受劫，心神不安，斑点隐隐，即随其所用不言何物之轻剂次第而来，然则用轻剂而液受劫者，轻剂不可用矣，用其所谓犀角而斑出热不解，胃津告亡，肤冷至一昼夜，仅仅未成脱证，亦即随其视同花露之犀角次第而来，然则用犀角而津告亡者，犀角又不可用矣，此皆顾景文自己所说，皆成景文自己所告人。夫医之教人以必用此药，教人以必不可用他药者，不过恐以他药使病增重，不过欲以此药使病速愈，不过期其此后之种种恶候，一用此药，尽消弭于无形，故必谆谆告诫，不惮烦言，饷遗来学。而入之生其后者，有心济泄，乐为之反复引申，一刻再刻，使其愈病之法，昭然若发聋振愦，而惟恐其勿传，断无因其用此法则液受劫，用此法则津告亡，而谓此劫液亡津之法，有未可任其不传者，然而后之人，则必用其法矣，一用其法，则所说津劫津亡者，即于初用轻剂接用犀角时予言之而无不准，若有先者然，并恐不用其法，则血液未定受劫，胃津未定告亡，而所谓先见者，便不十分稳作，何由取信于病家，此所以生其后者，万不肯不用其法也。入心愈幻，其法愈巧。后数十年而又有吴鞠通者，鞠通即本顾景文“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十二字，而为《温病条辨》，自条自辨，可发一笑者也。开卷捏造温病以桂枝汤主之为仲景原文，继复承《指南》之讹，以喻昌治瘟之法，谓是刘河间之所以治温，两失已不待言，乃以温病之本在中焦者，先移之于上焦，谓切不可用中焦药，痛戒中焦之芩连，而其下即云：热邪久羁，吸烁真阴；邪热久羁，肌肤甲错，皆鞠通所自言，皆鞠通自己所告人者。先是自制银翘、桑菊二方，即顾景文之辛凉轻剂不名一药，而鞠通为之引申者也。嗣是方名清宫，用犀角牛黄；方名增液，用元参麦冬，以及一甲二甲三甲之复脉汤，小定风珠，大定风珠，无非滋腻伤阴，引邪内陷，病至此，不可为矣！而因其中焦篇，亦或有偶用芩连膏黄时，凡温病之一用芩连膏黄，无不可祛邪撤热者，鞠通又若未尚不知，然苟非布置上焦，则邪热未必久羁，真阴即未定劫烁；苟非诃斥芩连，则邪热未必久羁，肌肤又未定甲错，顾景文延之数日，鞠通再加缓缓两字，何以必缓缓也？不可解而实可解也，此所以后乎鞠通者，亦万不肯用其法也，以滋腻留邪之药，缓缓延之，邪热方盛之时，阴无不伤，病无不死，陶节庵之一提金，杀车锤，截江网，书名之恶极者也，比之一甲、二甲、三甲、定风珠，方名之恶极者也，病何等事，医何等人，顾可儿戏若斯乎！再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此十二字者，温证论治之所以发凡而起例者也。初不言邪之何以独伤肺，肺之何以遽传心，但云若论治法，宜用辛凉轻剂，延之数日，夫人病之热，惟胃为甚，胃热之甚，神为之昏。从来神昏之悉属胃家。即使热果入心，亦必先病及胃，病苟仅在于肺，则断无神昏之事，即断无入心之理。乃于病之明明有神昏者，特将神昏二字，始终不提；又明知神昏不属于肺，即暗将神昏移入于心，其曰上受，曰先犯，曰逆传者，皆所以抹杀胃病之故，加未入心包，邪专在肺二句，说成此时之病，不心则肺，一肺即心，若绝无与于阳明胃者，而不可用胃药之语。适在此种种胃病之时，欲成一家之言，翻尽千古之局，锻炼周内，病者不能呼冤也！其时病者或为太阳阳明两经递病，或为太阳阳明两经合病。太阳行身之后，由背贯胸；阳明行身之前，由胸彻前；肺为华盖，位在胸背之上，而胸为近，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注者射也，太阳之邪射肺，阳明之邪亦射肺，而阳明为近，故必阳明胃之热降，而在上之肺气略安，所病本只在胃，肺仅为病所累，于此而必曰肺病，势必徒用肺药，转将胃之支脉络于心。胃热之最，易蒸心者，一任其逼近心包，日逼日近，而神昏益甚，又以为此即心病，此即肺病之传心，轻剂之后，即用犀角，将胃中之药，非特搁置勿用，遂令胃中射肺之邪，直攻心脏，是其所以逆传者，全赖此药以为之也。夫胃者腑也，肺与心脏也，本是腑病，而偏要说成脏病，遂乃舍腑治脏，夫岂有脏腑而可以不分者？人病腑为轻而脏为重，此时一治其腑，病无不除，亦何至领邪入脏，死于非命哉！独无如兔园册子，只有顾景文之《温证论治》、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等物，以为道在是矣，宜乎今日盛名之下，并脏腑之不言也。

（《世补斋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