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为医者，治病求本
中医临证非常重视求“本”，然“本”有多方面的意义。在《内经》中明言“本”者，有“治病必求其本”之“本”和“标本”之“本”，前者是说在治病时必须抓住阴阳这个总的纲领，所谓“本者，本于阴阳也”；后者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病因与症状、先病与后病、正气与邪气、病在内与病在外等，都有标本的关系存在，据此又可分析病证的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然后确定治疗步骤。
若从人体的脏腑生成、气化活动和相互关系上看，还必须重视先后二天之本。
肾和脾（胃）在脏腑功能活动中都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因肾藏“先天之精”，元阴元阳寓于其中，人身之气化皆根于此，乃生命之根，脏腑阴阳之本，“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景岳全书》），故为“先天之本”；而脾和胃则同属于人体消化系统的主要脏腑器官，一主受纳，一主运化，共同完成机体的消化功能。人体生命活动的持续和气血津液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人资之以为生；而胃气的有无，又关系到人的生死，“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故为后天之本。陈氏精研医学数十年，十分推崇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关于先后天之本的论述：“本之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理也。故善为医者，必贵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在“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一篇中，李中梓还解释了先天、后天之本的道理。
他说：“肾何以为先天之本？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婴儿初生先两肾，……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经》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此外，先后二天之本还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所谓“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只有这样，才能相互滋养，生化不息。
在临床上，无论外感或内伤以及任何疾病之治，都应当固护脾胃，用药要中病即止，不可过剂，以免损伤脾胃。若属大病或慢性痼疾，脾胃之气的盛衰往往关系到病的转归和预后。例如《伤寒论》中之“除中”，就是胃气垂绝的反常表现，虽能食亦预后不良。至于肾气的盛衰，则关系到人身的各个脏腑，如肾的阴阳失调时，会因此导致其它各脏的阴阳失调；反之，其它脏器的疾病日久也必然累及于肾，损耗肾中精气，所谓“穷必及肾”正是此理。若属大病或久病，如果肾气衰败，则预后不良。故伤寒邪入少阴，除急救之证外，死证特多，原因就在于此。故明确先后二天之本及其相互关系，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陈氏临证时非常强调必详察“两本”之虚实，遣方用药切不可犯实实虚虚之戒，尤其是对各种慢性痼疾和疑难病症，十分重视培固肾气和调理脾胃，谓：“培肾气，即固先天之本，调脾胃即资后天之本”。每于疑难病中抓住“两本”而屡获佳效，这正是陈氏在临证时效果显著的原因之一。
二、把握枢机，巧从中生
凡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变化，无不存在着升降出入，可以说这是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然而，升降出入之机则在于“枢”，所谓“枢”者，枢机也，犹如门户之枢纽，“主动转之微”，它居于阴阳升降出入之中。
若人体的枢机运转正常，则生机盎然，虽病亦轻，或病重易治；反之则病重，甚至于危。陈氏在临证时十分重视把握枢机，认为如此才有巧妙之可言。
首先，脾胃为人体上下升降之枢。就人体而言，身半之上为阳，身半之下为阴。而脾与胃居中，同属中焦，不仅是后天之本，而且一属阴土，主湿、主运、主升；一属阳土，主燥、主纳、主降，两者相互为用，共同组成上下、阴阳、升降的枢纽，故吐利、痞满、眩晕、泄泻等诸证，不少都可通过调整中焦脾胃的升降枢机而获治愈。其次，少阳亦为枢者，是因其外邻二阳，内贴三阴，位居表里之间，主半表半里，阳气的内外出入自与之密切相关，凡外邪的由里达表，其枢机多系于此，所以用小柴胡汤和解表里，正是通过少阳的枢转作用使病得解。因此，陈氏在临证时十分注意把握枢机，针对不同病症，采取相应之治，这是陈氏在临证时常使病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重要方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