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在治学上强调“专一精思”，常说：“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学医贵在刻苦精研，临证善思，要多临床，于成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得到提高”。为此，他提出了“为医十要”。
一、深究医经，力倡继承发扬
袁氏常说：“西医传入我国仅百余年时间，而在祖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中药对民族的繁衍昌盛起了巨大作用，要取得良好之疗效，必须知其源流，自古名医，没有不通晓医经者。”又说：诊病两大法门，一为外感，一为内伤，外感时病以伤寒、温病立论。内伤杂病以《金匮要略》立论。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吴又可的《瘟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更是倍加推崇，反复研读，主张精读、熟读，旁及它经，深刻领会，联系临床，取其精华，心得甚多。对古典医籍中的阙疑之外，主张从实践中去考证，去解决争议问题，持以严格的科学态度。
二、精勤博览，广集古今诸贤所长
袁氏常说：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不刻苦勤奋，焉能学到知识。数十年行医，视医书为珍宝。在其所收藏的上千册书籍中分门别类，有精读者，有泛读者，广为涉猎，尤其是对精读的书籍，更是反复阅读，潜心领悟，结合临床体会，圈点满卷，眉批心得甚多。
极力主张尊古而不泥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扬长避短，灵活运用。十分推崇《名医类案》、《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医案》等，并一览现代的医药研究资料，临床运用中不宗一说，而集诸家之长论治，故能取满意的疗效。
三、学以致用，重视临床实效
袁氏认为“学者为之用，用者贵乎学，乃学用结合之理，学之以用，相辅相成，才能使学到的知识得到不断提高，在医学中也体现出临床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反对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故弄玄虚，提倡既要刻苦学习，亦要在临床治疗中狠下功夫。如对冠心病的治疗，翻阅了很多医籍及现代研究资料，历经数十年的临床探讨，制定了分型标准，各型治疗原则与方剂，及其加减运用之法则，创制了“冠心通络疏郁丸”，此药不论在临床疗效、动物试验方面均显现了很好的疗效，生产供不应求，经济价值很高。
四、审疾问病，尤重辨证论治
袁氏常说“辨证论治”四字就是中医精髓所在，特色所在，故极其重视四诊合参，认为四诊乃医家之规矩准绳，不可偏废，否则，阴阳不明，寒热不辨，无法认证施治。故审疾问病十分仔细，对证候、病因、病位及药后反应均一一询问，望舌按脉均细细审察，对疾病的寒热、虚实、邪正、气血、痰湿，兼夹诸证细为辨证，理法方药，丝丝入扣，有是证便用是药，反对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执一方以治万病的不良医疗作风。
五、论治灵活，尊古而不泥古
袁氏认为，古方古法乃千百年来经历千锤百炼所留下来的前人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经得起临床的考验，卓有疗效，为当今临证应遵循的法则，但由于疾病的复杂性，故在运用古法古方时，不能泥一法一方，执死方以治活病，必须据证灵活加减，因人因地制宜，方可奏效。
六、治病求本，分清标本缓急
袁氏常说：“治病求本之理，医者通晓，但临证标本缓急之处理则大有学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或标本同治，均须据证、据病的不同时期而论，孰者宜先，孰者宜后，标本治则自有法度。”如对冠心病、中风等疾均正确地分析在发病的不同时期，标本所占的地位不同，而采取不同之治法，标本缓急，轻重分明治疗才能有条不紊。
七、整体观念，重视脾胃升降
袁氏治病，既重视机体是一个协调的整体，也重视病变部位的局部情况，更重视脾胃功能的顾护。他对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脾胃分治的观点十分推崇，脾胃之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应当详辨。人为一个整体，脾胃乃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健脾宜升，通胃宜降，复其升降，至关紧要。若不能食，则将变生他疾，药既不入，焉谈疗效。
八、遣方用药，力求精练平正
袁氏主张治病必须熟察病情，详审用药，无滥无遗，适至病所，用方贵在加减得法，用药不可图离奇异品，珍贵价昂，要在圆机活法，加减变通，刚柔相济，动静结合，分两适宜，以速速奏效为务。处方一贯使用价廉效捷的本地药材。
九、防微杜渐，重治未然之疾
袁氏在生活及医疗之中，非常重视预防为主的思想，常说要得无病安康，必遵养身之道。
须起居有节，情志舒畅，劳逸适度，顺应四时，方可安泰益寿。在诊病中，常将防患于未然的方法谆谆告诫病人。在流感、肝炎流行之时，无偿为药厂、药店提供预防的方药，以倡预防为主的思想。正如《黄帝内经·四气调神》篇所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医者，当视早防早治为疗疾之要，只有认真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病因病机，演变转归，才谈得上摄生与防疾，早治以杜渐，此为治病中当遵循的原则。
十、中西结合，重在融会贯通
袁氏在京读书时就较系统地学习过西医知识，以后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也学习了不少的西医西药，尤其是在解放后，袁氏对学习西医更是十分认真。认为中医有几千年历史，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对我国人民的繁衍昌盛起了重大作用，而西医是近百年才传入我国，也有它的理论与治疗方法，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起到很大作用。中医、西医各有其长，各有其短，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治病救人。早在50年代初，袁氏在贵阳市卫生局工作期间，就拟定了“中西医会诊办法”，此法的实行对加强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以及配合治疗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医学院的办学方针以中医为主，但也重中西医结合与团结。在庆祝贵阳中医学院建院20周年纪念时，袁氏欣然题词：“突出中医特色，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将此条幅悬挂于会议室，以明确办院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