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临床、教学、科研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主要体现在寒温统一与内外统一的热病理论及其厥阴病理论，脾胃理论及其阴火理论的发展上。
万氏的寒温统一和内外统一的热病学术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艰苦过程而逐渐地形成的。
一、指导思想
1．自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
万氏自50年代起，即自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只有正确地运用其观点和方法，才能深刻理解和正确掌握中医学，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曾写了《从〈实践论〉看中医》和《从〈矛盾论〉看中医》两篇文章，紧密联系中医学，畅谈了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心得体会。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医诊疗疾病的过程，是由感觉（即“四诊”）→判断推理（即“辨证”）的过程，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而这一认识过程的正确与否，又须通过临床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阐述，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特殊性、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在病因方面强调内因起决定作用等等。正确思想方法的确立，使之在此后40余年的中医理论与临床，尤其是热病学说的研究中，如获南针。
2．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事物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科学也随之不断地发展着，中医药学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发展需要对前人留下的知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几千年文明史积累而成的中医药宝库中，也存在着应予扬弃的糟粕，不能良莠不分，一概接受，经典著作也不例外。比如对《伤寒论》这部不朽的经典，万氏就认为应当实事求是，批判地继承，不能无限拔高到如所谓“一部《伤寒论》可治万病”的峰极之上。
他在1962年为江西中医函授大学编写的《伤寒论》讲义中，就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否定了“烧褌散”治阴阳易的作用。对历代名医名著，也多能在充分肯定其独到见解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分析其不足之处，予以补充、完善。他认为，凡事必先知其不足，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若一味尊经崇古，把古人捧潍医学发展的顶峰，则无进取可言。
3．强调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
中医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对此，有人主张“群言淆乱衷于圣”，即向古圣人求教。万氏则认为应衷于临床实践，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比如对《伤寒论》厥阴病篇这一“千古疑案”，历代医家大都悉由旧章，随文衍义，竟使伤寒厥阴病成为以上热下寒的乌梅丸证为主的疾患。万氏认为，这是不合于伤寒厥阴病的临床实际的。1980～1991年间，万氏连续发表有关伤寒厥阴病的论文，提出切合现代热病临床实际的观点，受到国内外同仁的赞赏。他认为，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可靠的真理。
二、三个发展阶段
1．对伤寒学说的研究及其《伤寒知要》的完成
（1）深入浅出：万氏禀承师训，深入长沙，寝馈其中，乐此不疲。至50年代末，写成《关于伤寒论的初步研究》和《伤寒概说》。至60年代初，为江西中医学院函授大学写成计30万字的《伤寒论讲义》。继而又为厦门大学华侨中医函授部写成计70万字的《伤寒论函授讲义》和《伤寒医案选》（惜均毁于十年动乱）。
（2）拾遗补缺：万氏对近今研习原有22篇的《伤寒论》大都只取其中10篇（即三阴三阳及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而弃置其他12篇，颇表遗憾。认为“伤寒例”等篇可贵之处不少，仍然值得珍视。从而发表了《对伤寒例、平脉辨证和可以不可方治的体会》一文以拾遗补缺。并把它作为《伤寒总论》编入江西中医学院1959年内部出版的《伤寒讲义》中。这一见解，即使在90年代的今天，仍然值得认真考虑。又，《伤寒论》禹余粮丸方已佚，万氏通过临床验证，体会到古本《伤寒论》的禹余粮丸方疗效确切，可补其缺。并就禹余粮丸证主症“小便已阴疼”加以阐发，着眼于“已”字，辨尿痛一症的虚实。曾以《关于伤寒论禹余粮丸证问题》为题，在《浙江中医药杂志》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对于一见尿痛，不问尿时、尿后，只知清利湿热者，应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3）崇实黜虚：万氏认为《伤寒论》是一部崇实黜虚的辨证论治的经典，它的精萃主要在方与证间。因此，对待历代伤寒注家在理论上的争鸣，必须采取崇实黜虚的态度。即应从其方证实际去衡量，而不应离开方证去空谈。例如伤寒营卫之争，方中行等注家所拘执的桂枝汤治风伤卫、麻黄汤治寒伤营、大青龙汤治风寒两伤营卫的太阳病三纲鼎立之说，是凿分风寒，割裂营卫，不符合太阳病方证实际的。如大青龙汤所主治的实际是表寒里热实证，故其方既用麻黄汤以发散表寒，又用石膏以清解里热，足见此方并非为所谓风寒两伤营卫而设。所以万氏择善而从柯琴之注。再如表实表虚之争，一般认为太阳病风寒邪实于表，不存在虚证，所谓表虚只是相对表实（即汗出脉缓与无汗脉紧）而言，表实麻黄汤证固然是实证，但表虚桂枝汤证却不能认为是虚证。万氏根据太阳病桂枝证原文一再提到脉浮虚弱，并结合前人和自己的经验，证明了它确是表寒证中的虚证（风寒邪实而卫阳正虚），桂枝汤确是辛温解表法中的攻（发散风寒）中带补（扶助卫阳）之方。他所发表的《论风伤卫、寒伤营和风寒两伤营卫》以及《略论太阳病中风表虚与伤寒表实》两文，就是为此而作的。
（4）由博返约：60年代后，万氏对伤寒病因病机等重大理论问题，已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作了系统整理和深入阐发。如他继《伤寒郁阳化热论》和《再论伤寒郁阳化热》后，发表了《伤寒病因病机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而由博返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著成了《伤寒知要》。此书言简意赅，畅谈了理论研究心得和临床治疗体会，力求突出其精华，抓住其本质，以知其要。尤其是以伤寒厥阴病为突破口，大量地引进了近世温病厥阴证治以充实之，开拓了寒温统一的思路。
2．对温病学说的研究及其《寒温统一论》的完成
（1）寒温一脉同流：万氏对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温病各家学说的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一位有成就的温病学家，都是在对《伤寒论》作了精深的研究之后，发现其对温病论述之不足而予以补充完善的。温病各家著作中，处处显露出羽翼《伤寒论》的用心。如《温病条辨》针对《伤寒论》太阳篇风温逆证有证无方的缺陷，发明风温卫、气、营、血各阶段辨证与治法方药；又针对《伤寒论》厥阴病篇对厥阴病主症、病机、主方等论述不清的疑窦，阐明了厥阴温病昏、痉等主症的热闭心包、热动肝风等主要病机，并创立了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等清开法主方（被后世誉为“三宝”）。万氏把温病厥阴病与伤寒厥阴病合看，这一疑问就涣然冰释了。作为《伤寒论》的继续发展，温病各家学说在外感热病热化证方面的成就是超越了《伤寒论》的。显然，这是前人认识外感热病寒化与热化两个主要方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是漫长的，它毕竟是完成了。只是由于伤寒和温病两派传人逐渐形成了门户之见，划若鸿沟，不相为谋，致使寒温之争历数百年而不息。这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虽曾有过因百家争鸣而推陈出新的积极意义，但今天看来，这种门户之见只能各自限制自身的发展，已毫无积极意义可言。现今中医临床大都兼收并蓄而左右逢源，并常依临症需要，灵活变通，寒温合用。一个高明的中医，必然是对寒、温两说均有研究的理论家。因此，万氏在研究伤寒学说的同时也研究温病学说，他从50年代起，就发表了《寒温纵横论》和《温病概说》、《温热论初探》，且为江西中医学院撰写了《温病讲义》，并对伏邪学说进行了深入探索，发表了《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谈到温病的新感和伏气》和《论伏邪与内因的关系》等文。
（2）寒温统一归真：在深入研究了寒、温各自的理论之后，发现寒、温两说实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人分别发现、发展了它的一面。时至今日，我们理应予以综合，使其完整。为此，万氏晚年致力于伤寒与温病的病因病机及其内在联系的探讨，试图从基本理论上使其归于一统。在发表了《伤寒病因病机论》后，又发表了《温病病因病机论》和《寒温病机论》。在此基础上，发现伤寒与温病在各自发病的外因（外五淫毒、外五疫毒）、内因（内五淫邪、内五体质）及其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等方面均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他之所以发表《关于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的统一问题》，《八纲统一寒温证治，建立热病学科体系》等文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明确提出“寒温统一”主张的根据。早在70年代初，他就曾为江西中医学院主编过《热病学讲义》，发表过《关于伤寒与温病合编为热病学的商榷》一文。当80年代初国内医坛就此展开广泛讨论时，他又连续发表了《寒温统一的理论与临床》、《漫话寒温统一》和《再谈寒温统一》等文，最后著成了《寒温统一论》，为建立外感热病辨证论治体系作出了贡献。
3．对寒、温、内、外统一的热病学说的研究及其《热病学》的完成
（1）热病寒、温、内、外统一的思想基础：伤寒学说是论述一切外感热病的学说，内涵是广泛的。但由于“狭义伤寒”的概念根深蒂固，使之易与《伤寒论》划等号，故将“广义伤寒”的提法回归《内经》“热病”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不仅可以理顺伤寒、温病、热病等的病名概念的关系，而且有利于把与外感热病密切相关的内伤热病说统括起来讨论，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热病学科。
对此，万氏早在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所作的《讨论八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可分割性》的学术报告中，就已具有这一思想基础。
这一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是先进行了寒温统一，而后才发展成内外统一的。前述70年代初主编《热病学讲义》，发表《关于伤寒和温病合编为热病学的商榷》，并主持建立了热病教研室，培养了一些熟悉且能融汇伤寒和温病两门课程的教学人才，但还仅限于寒温统一，未达内外统一。其后，万氏在从事寒温统一的理论与临床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到，外感热病常因复杂的内伤情况而影响着热病的发展过程和转归，而大多数的内伤热病又常常由外感热病诱发，或病程中兼夹着外感热病。并认为这正是仲景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汇合，著成《伤寒杂病论》的主旨所在。
（2）热病寒、温、内、外统一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中医的外感热病理论，固须将伤寒、温病的理论系统综合，加以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外感热病理论；内伤热病理论也须全面整理，使之与外感热病理论冶于一炉，让二者在《热病学》中熔为一体，则是现代临床的需要和热病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现代临床上，大量的外感热病是由西医接诊的。他们广泛应用的抗生素一般来说是有效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普遍存在耐药性、毒副反应、易过敏，以及用之不妥而出现的菌群失调；对免疫机能低下的个体疗效不理想；对病毒感染性热病无效等等。而这些，又常常与患者的个体特异性（如伏邪的存在、体质的阴阳偏颇、内伤疾病的影响等）有关。中医对此有较大的优势，事实上有许多严重的外感热病，当西医束手无策时，中医运用外感与内伤相结合的观点，常可应手取效。中医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但何以病人往往不找中医而先找西医呢？为什么一般中医望危急重症之热病而却步？难道不是“中医治不了急性病”的俗见所致吗？而这一俗见之所以盛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未能把中医热病学术继承发扬好。
万氏在《论热病的寒温统一和内外统一》一文中，历述外感热病与内伤热病的内在联系，指出在外感热病中常可见到气郁、食滞、痰积、血淤发热和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发热等内伤热病，从而明确地提出了热病内外统一的学术主张。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著成了寒、温、内、外统一的《热病学》，为建立热病学科体系竭尽心力。
站在寒、温、内、外统一的这个新的起点上，如何使这一学术主张付诸实现，并使在现代热病临床中发挥指导作用？这比之提出这一主张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有鉴于此，万氏带领一班人，提出并设计了“应用寒温统一热病理论指导治疗急症的临床研究”课题（该题曾被列入国家科委“七五”攻关项目），以寒温内外统一的热病理论为指导，对多种发热性疾病进行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以八纲统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和脏腑的辨证论治体系，能适应当前热病临床实践的需要，能启迪临床思路，提高疗效。
输液现已成为现代临床治疗热病的重要治疗手段。我们发现，它虽然有明显的救阴作用，但因热病患者在津伤的同时也耗气，气虚则难于运化直接输入血中的大量水液，常常出现湿遏之象。在燥热尚不至酿成蕴蒸之势，在湿热证或寒证则往往助湿伤阳，或冰伏其邪，或伤阳入里，令病势转重，缠绵难愈。对此，我们提出了“辨证输液”的主张，即：适量输液（以舌质转润为适量，舌苔转腻为过量）、温控输液（寒证和夹湿证维持恒温32℃～35℃；热重于湿证为30℃，温热证为25℃；燥热化火、过高热时为10℃以下）。并对湿重于热证提出“治湿不远温”的原则，认为只有用药偏温，才能较快地祛除湿邪，孤立其热，从而达到加速治愈的效果。
综观万氏对热病学说的理论与临床的研究不难看出：科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永不止步的钻研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作风，是万氏得以深入寒温堂奥，再跳出寒温窠臼，在继承与发展热病学说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