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学说是中医学中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一门重要学问，裘氏对此深有研究。他曾精辟地分析了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历代中医文献中有关养生的记载极为丰富，应该很好继承和发扬。他曾在报章呼吁中医学院应建立养生康复专业，为保障人类健康长寿作出贡献。
一、养生的关键在于“全神”
裘氏已近逾八旬之年，工作十分忙碌，但依然神采奕奕，耳聪目明。他根据自己切身体会，总结养生的经验是：人的健康与否，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全神”。那末，何谓“全神”？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氏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荀子·天伦》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又说：“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裘氏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夭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似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但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完美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
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淡宁静的境地。这里所说的“澄心息虑”，并不是说人不要思维。
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为社会作有益工作，心安神怡，乐而不疲，虽殚精竭虑，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碍。
相反，心术不正，勾心斗角，嗜欲无穷，声色劳神，往往导致食不甘味，夜无酣寐，神气受伤，影响了自我调节功能，所以难以达到人应享的年寿。中国历代有修养的名家，大都长寿，就是明证。因此，要做到“全神”，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发挥，从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得享遐龄的关键。
二、七情之发贵乎“中节”
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内心体验和反映。裘氏认为，七情之发贵乎“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
现代心身医学认为，内外各种因素所诱发的适度中节而又较为短暂的情志波动并不害生致病，即使劣性刺激所激起的一时性的较为剧烈的情感波动，经过机体的自身调节机制作用后也不一定伤及人体。故有“随怒随消未必致病”之说。能导致躯体病变或损伤的是那些超过个体生理适应和调节能力的情感波动。中医理论中致病情志表现出两类基本形式：一是波动过于剧烈，如狂喜、暴怒、大悲、卒惊等勃发的激情冲动；二是持续过久，如抑郁、久悲、失志、过忧、郁怒以及长期的紧张焦虑等不良心境状态。因此，加强自我调节或控制，是防范心身疾病的关键。
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道林养性”篇中就曾指出十二种过度情志变化的危害性：“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足，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可见造成人体伤害的关键在于“多”，“多”则超过了常度，破坏了人体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从而导致气血逆乱，脏气戕害，形成种种病变。这里告诫人们对于七情之用要保持“中节”，使之冲和为度。诚如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说的：“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人为万物之灵，人生在世总有喜怒哀乐之情志变化，岂能“如槁木，如死灰”？七情活动不可不发，不可过用。不发则隐曲不伸，郁而成病；过用则神散气耗，同样足以致病。因此，人若能把握“中节”之道，识得个中真谛，则身心健康有了基本保证。
三、坚持一个“啬”字
裘氏对孙思邈的养生要诀颇为心折，强调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他完全赞同孙氏以焚“膏用小炷与大炷”的比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不可浪用，必须处处注意摄养爱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韩非子·解老篇》也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素问·经脉别论》所提出的“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实际上与裘氏所强调“啬”的论述是一致的。如七情过用就成为致病之因，“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均是。饮食的大饥大饱，或过寒过热，或偏嗜，皆是“过用”现象，足以成病。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宣明五气篇》所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是“过用”所造成的损害，他如房室过度则伤精等，均与“啬”的要义相悖逆。
“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指人们对自己精气神的消耗希望能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氏所倡言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以及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测医学的未来。曾在报上着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