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宗叶吴，创立现代温病学体系
孟氏早年师从苏北名医王少江。王氏所处的淮扬地区为吴鞠通故乡。时值叶、吴之说盛行于大江南北，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和吴鞠通《温病条辨》不仅是习医者必读之书，而且是行医者案头必置的参考书。在这种氛围下，孟氏早年所学也多为叶、吴之书。在王氏指导下，将叶、吴之书与《伤寒论》、金元四大家之说融会贯通，从而为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孟氏在从事温病学教学的过程中感到，明清以来，温病学从病因病机、诊断、治法到各个病种的理法方药，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如仅选一些原著，不仅与临床脱节，而且在理论体系的表述方面也不可能完善、系统，故与教学的差距较大。有鉴于此，从50年代起，孟氏和教研组的其他老师一起，为建立符合现代学科体系要求的新的温病学体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主持编写了一系列温病学教材，为创立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温病学学科体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中医界公认的全国温病学学术带头人。日本医学杂志称他为“温病之泰斗”，并专门撰文介绍。
新的温病学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总结出温病的病因病机学。
历代对温病的发病原因虽已论及，但或是从“六淫”而论，不能体现温病学的病因特点，或是仅简单地以“温邪”概括温病学的病因。孟氏与同事一起根据历代医著中有关“风热”、“风燥”、“暑邪”、“暑湿”、“湿热”、“温毒”、“时毒”等论述，归纳出风热病邪、温热病邪、暑热病邪、湿热病邪、燥热病邪等，分别引起风温、春温、湿温、暑温、秋燥、伏暑、烂喉痧等温病。孟氏在吴又可“杂气”学说的基础上，对叶天士所说的温邪性质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温邪的主要特点是从外感受，性质属热，致病迅速，病位有别。这样就较为客观、科学地表述了温病病因的性质。
2．建立了统一的温病辨证体系。
温病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初学者对其关系往往一时难以掌握。孟氏及其同事对温病的辨证理论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提出了以八纲辨证为指导，卫气营血辨证为经，三焦辨证为纬，结合脏腑、津液辨证的综合辨证体系。孟氏认为，卫气营血辨证理论主要是从温热病发展的纵向方面揭示其发展规律，三焦辨证理论则是在脏腑辨证的基础上对温热病在各个病变阶段所出现的病证进行分析，着重于病的横向分析。因此，两者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互为补充，使之成为统一的温病学辨证纲领。这样对温病的辨证更易于掌握和运用。这一辨证体系的建立不仅对温病学理论的整理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中医辨证理论的确立与完善都有重要的意义。孟氏对传统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内容，进行了加工提炼，使之内容更充实、具体。如卫气营血辨证，叶天士只是原则上提出了“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而孟氏提出了在卫、气、营、血每一个阶段都有许多具体的证型。
如卫分证有风热犯肺、燥热犯肺、湿热遏于卫气等，气分证更有无形邪热亢盛、热结肠腑、热盛少阳、湿热困中等许多不同的证型。还提出在卫、气、营、血各阶段之间又有一些过渡性的证型，及卫、气、营、血合并发生的病证，如卫气同病、卫营同病、气营两燔、气血两燔等。这样就使卫气营血辨证的内容更加丰富而具体，临床运用更为方便。
3．充实和发展了温病的治疗学。
温病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温病的新治法不断出现，如清营凉血法、芳香化湿法、清心开窍法、凉肝熄风法、敛阴固脱法等。对温病的主要治法进行系统整理研究使之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治疗学体系的，也要归功于孟氏及其同事们。
孟氏把温病的主要治法归纳为解表法、清气法、和解法、祛湿法、通下法、清营凉血法、开窍法、熄风法、滋阴法、固脱法等。在每一类治法内又分为若干治法。如在论及温病的解表法时，具体分为疏风泄热、透表清暑、宣表化湿、疏表润燥等。对每一个治法的适应证、作用、代表方、注意事项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近年来，针对这些治法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的开展及所取得的成果与孟氏建立的温病学治疗学系统是分不开的。
4．进一步完善了温病的理法方药。
温病包括了风温、春温、暑温、湿温、秋燥、伏暑、烂喉痧等。历代医家对每一种温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传变特点、诊断治疗等虽都有一定的论述，但较为散在而简略。而且由于各个医家的认识不同，对每种温病的概念、治法的论述都有所差异。这对进一步研究温病是不利的。孟氏及其同事针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首先从整理并统一各种温病的概念入手。如风温与春温，古人虽把两者一作为新感、一作为伏气，但在证型和治法上两者重复交叉甚多。孟氏认为风温指风热病邪侵犯肺卫后，以肺为病变中心的一种温病；春温则是温热病邪发自少阳，初起即见里热化火，并易于传营入血、闭窍动风，后期多见肝肾阴伤的一种温病。同时，结合临床实际对温病证治进行整理。以风温为例，孟氏归纳了文献中有关风温的证治内容，并结合临床将风温分为邪袭肺卫、邪热壅肺、痰热结胸、痰热阻肺而腑有热结、肺热发疹、肺热移肠、阳明热盛、阳明热结、热入心包、内闭外脱、肺胃阴伤等证型。另外，在整理温病证治内容时，还注意到与现代医学的内在联系。再以风温和春温为例，在阐发风温病因病机与病变特点时，实质是与重症流感、大叶性肺炎、支气管肺炎等病相吻合的，而春温则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相吻合。这样不仅使两个病的界限明确，而且在诊断时可以参考现代医学的各种物理和实验室检验，有利于中西医结合诊治温病。
5．补充了温病预防的内容。
在前人温病专著中，论及温病预防的极少。作为一门研究温病防治的学科，缺乏预防的内容显然是不完整的。所以孟氏在温病学内专门加入了预防的内容。除了整理历代有关温病预防的文献，突出中医预防的成就外，还结合现代临床实际，提出了发扬中医预防医学理论和方法的优势，在培固正气、强壮机体，隔离患者、控制传播，预防服药、防止染病的原则下，采用各种具有中医特色的方法来预防温病的发生。虽然，中医许多预防温病学的方法不能代替现代的防疫预防措施，但由于其简单易行，可以和现代的防疫方法相辅相成，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更具有进一步研究挖掘的重要意义。孟氏对温病学预防思想和方法的研究，丰富了现代温病学体系。
孟氏还针对温病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温病学要适应防治疾病和人民对卫生保健的需要，必须在提高学术水平和治疗效果、改革剂型等方面下功夫。积极呼吁开展科研，大胆汲取现代科学技术，克服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想。为了促进温病学的发展和提高，孟氏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温病学术组织，多次组织全国性温病学术研讨会，为以后中国中医药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二、潜心治学，探索中医教学规律
孟氏从医不久，即收了一批弟子。建国后更以培养杏林学子为己任，把毕生精力投入高等中医教育，为我国高等中医教育作出了重要建树。在50年代我国高等中医教育初创阶段，孟氏与老一辈中医学家一起，为探索高等中医教育规律、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70年代以来，又致力于中医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孟氏所在的教研室先后举办了九期全国性的温病学师资班或进修班，并接受了一批又一批从全国各地来的进修教师，培养的温病学专门人才近200名。他培养的学生遍布于全国，有的已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或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等，成为中医教学、科研、临床的带头人或主要骨干，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孟氏在中医教育上的主要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习医读书“三要”
孟氏认为学习中医必须严谨治学。古人曾说：“为医者，人之生命所系，责莫大焉。”除师授之外，主要靠自己刻苦读书，包括各种古今医书、医学杂志等。孟氏提出读书应做到三点：一是“苦读”。尝言“不经寒彻骨，那有暗香来”。医学文献浩如烟海，理论深邃而文字古奥，不下苦功夫焉能登堂入室？孟氏强调，凡学中医者必须打好医学理论基础，先从古典医籍学起，应精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探明其奥旨。如仅学习一些中医理论的皮毛，仅仅知道几首汤头歌诀和药性赋，就自以为懂医，实际上必然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欲尽其理而不能，不但学业上难以有所长进，而且还会在临床上造成不可弥补的过失。
孟氏曾说，学医譬如建楼，重在基础坚实，如不苦读，徒事寻找“捷径”，实为医者之大忌。孟氏在学医之初即坚持晚读，无问寒暑，必读至夜半方辍。直至成名之后，仍能坚持这一习惯，至今对许多经文仍能朗朗成诵。在现代中医教育中，同样也要学好基础课。孟氏针对有些人所说的，中医理论课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主要是在临床上学习诊疗技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读中医书的重要性，忽视中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最终会走上放弃中医理论的道路。所以强调学习中医要苦读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有恒”。即习医者读书贵乎有恒。一般人在初学中医时尚能认真钻研；但行医后能做到读书持之以恒者就少了；而在有了一定名望之后还能坚持读书者就更少了。孟氏认为在初学时固不能一曝十寒，学成之后仍须不断下苦工夫。要做到“有恒”，除了对医学的兴趣、济世救人之志向不能稍减外，还必须常知不足而切忌自满。孟氏每日诊治过的病例都要认真回顾，发现疑问，立即查阅医书，持之以恒，必有长进。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参加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充实自己。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学医者尤须如此。
三是“通文”。即凡学中医者，应提高文学修养。中医古典医籍文字深奥，没有一定的古文学根底是很难看懂古医书的。孟氏主张，凡是高级中医师（包括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应能独立阅读古医书。因为中医古籍数以万计，不要说没有可能把这些书全部都译成白话文，就是译成了白话文，其中的含义也不可能全部表达出来，所以还得靠自己去阅读、钻研。孟氏认为，古汉语是学习中医的一把重要钥匙，不能有所忽视。孟氏在早年学医就曾下工夫研习古文。在青年之时，除了研习医籍之外，每日诵习古文辞类纂、三苏文、古今散文等，且每周要作命题作文一篇。在学医时还坚持每日练习临摹大小字。孟氏飘逸秀丽的书法，即归功于此。
2．强调中医教育应符合中医学的自身规律
中医教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师徒相传的教育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使中医学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早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就出现了中医的学校教育机构，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招收学生，有较固定的学习课程。不同的专科各有三到七年的学制，并有较为严格的考试办法。到近代，也出现了一批中医学校，如丁甘仁等人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这是中医现代教育的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医的学校教育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规模上，与现代的学校教育有着很大的差距。在50年代我国初创中医高等教育时，如何使中医教育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
孟氏和中医教育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中医的高等教育固然应参照西医教育的经验和某些做法，但仍要注意不可全盘照搬西医教育的一套，而应注意从中医学本身的特点和中医学教育的规律出发，闯出一套中医高等教育的路子来。孟氏为此撰文指出，中医教育必须符合中医学的自身规律和特点。首先认为：中医教育中的诊治经验相当重要，这不是通过课堂教学能全部解决的，更应注意实习这一环。有鉴于此，与同事们一起向学校有关方面提出了“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教学要求，因而在学生进入大学后的第一年就安排一定的实习，在第二学年、第四学年及第六学年时都安排实习。同时又提出，中医的基础和临床课的含义和划分与西医学有所不同：中医的基础课也具有很强的临床实践性，如中药学、方剂学、诊断学等；有的基础课实质上就是古代的临床课，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所以不能把西医的基础课概念套用到中医教育上来，在学习基础课时应密切联系临床。只有结合临床实际，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理论。
其次还强调学习中医应重视文、史、哲。因为中医的原著文字较为古奥难懂，没有良好的古文学基础就很难学好中医；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许多的学术流派，这些众多的流派共同组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要掌握中医学的理论，必须对我国的历史较为熟悉；中医理论如阴阳五行、精、气、神等都是来源于我国的古代哲学思想，所以要理解中医学理论就应了解我国的古代哲学。如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古今温病医案和主要的温病原著，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和阅读原文的能力；在教学安排上，穿插了医院见习，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方法上，每堂课都列举一些生动的临床实例，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提高了温病学教学效果。
3．总结中医教学“三诀”
孟氏在漫长的中医临床教学中，总结出中医教学“三诀”，即“博而约、学而思、知而改”。
所谓“博而约”，中医典籍汗牛充栋。即使是一门学科，其内容也相当庞杂。从事中医临床特别是中医教育工作，必须要有精深而广博的知识。既要熟悉经典，又能汇通诸家。作为中医教师，如博而不约，则在授课时徒为旁征博引，实则繁琐堆砌，令人不得要领，如堕入五里雾中；而作为中医临床工作者，如读书虽多而不能汲取其精华，结果也只能成为“两脚书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约而不博，作为中医教师则授课只能照书本讲，言之空洞，肤浅乏味；而作为中医医生则对临床上千变万化的病证缺乏见识，无法进行正确的诊治。所以必须做到有博有约。只有做到了博，才能由博返约；也只有做到了约，才能由约到博。
所谓“学而思”：学习中医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这个意思。孟氏常说：读书一是要探其真谛，二是要辨其是非。如《温病条辨》上焦篇第十三条栀子豉汤证：“欲呕不得呕，无中焦证”一句，对其“无中焦证”四字不可轻轻放过。
这是吴鞠通示人该条“欲呕”并非病邪已入胃，而是热郁胸膈之故。所以对其治疗不可早用苦寒沉降之品，如芩、连等，只宜栀子豉汤清宣郁热。也不能人云亦云或书云亦云，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对《温病条辨》一书，孟氏虽把它作为学习、研究温病学的必读之书，但并不是一概奉为金科玉律。如该书上焦篇第九条论及白虎汤的“四不可予”，其中有“汗不出者，不可予也”。孟氏根据临床经验，对已具大热、大渴、脉洪大，仅是汗不出者，可以给予白虎汤，而服后往往可以汗出而解，提出白虎汤的这一使用禁忌并非绝对之辞。在此基础上，孟氏继续探其缘由，提出这种病证的汗不出非为病邪在表，而是气分邪热内郁，气机不通所致，所以用白虎汤后能透邪外达，故汗出而热退。凡此种种，孟氏主张在读书时应独立思考，多提一些“为什么”，这样每次读书才能有所得，对中医理论的认识也才能逐渐深化，学问才能长进。
所谓“知而改”：中医学有无穷的宝藏，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论而欠明，述而欠详之处甚多。孟氏首先强调学习中医要“知”，即要先了解、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同时要敢于突破前人之说，用更清楚、明确、合理的语言来表达它，这就是“改”。如前人对温病病因的认识，主以“六淫”立论，即从对自然现象的观测，依据发病后的证候表现，推断其病因，即所谓“辨证求因”。
可见风热、暑热、湿热、燥热等病因并非单指气候因素。孟氏主张将六淫病因学说与现代病原微生物学有机地统一起来。认为六淫的实质是对各种外在致病因素、致病特性的归纳和分类。
如能引起消化系统急性热病，出现湿热中阻，气机失常，运化失司症状者，这类病邪就称为湿热病邪。当然，地理、气候与这类病邪的产生、致病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毕竟不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因素。孟氏指出：对于新感与伏气温病、温病诊断的微观标准以及温病方药的作用等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探索、新的阐述、新的突破。这就要求要具有“改”的勇气、信心和行动。
4．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温病学教学体系
孟氏除了主持编写1～5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统一教材《温病学》外，还在1958年和1988年两次组织编写了温病学教学参考书。特别是1988年编写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温病学》，全书达112万字，不仅详尽地论述了温病学的理论、收录了有关古今的温病学文献，而且对主要的温病学家学术思想进行了分析，介绍了温病学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可以说是集温病学研究之大成之作，成为从事温病学教学的必备之书。
为了提高温病学的教学效果，大力提倡直观教学，不但绘制了大量的教学挂图，还指导制作了温病常用舌苔模型和舌诊幻灯片。孟氏积极创议建立温病学的试题库，在华东地区中医院校的通力合作下，在1989年建立了题库。并与计算机研究单位合作研制了我国中医界较早的温病学电脑试题库，实现了阅卷电脑化。经过多年的试用，教与学双方都比较满意。还发表了多篇教学研究文章，指导温病学的教学和临床工作。
现在，孟氏因年事已高，离开了教学第一线。但他所建立的温病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为现代温病学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继往开来，阐发温病学精粹
温病学自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创立三焦辨证以来，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学说体系在指导温病证治方面，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然而在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上，有的一直争论不休，有的则述而欠详。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会影响温病学的发展。孟氏就此提出精辟见解，充实和发展了温病学理论。
1．温病的内涵
在温病学形成的漫长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对什么是温病曾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温病就是瘟疫，即所谓“温者，瘟也。”如《伤寒温疫条辨》中说：“温病得天地之杂气，邪毒入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有的则认为温病是伤寒中的一种，即《难经·五十八难》所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也有认为温病是发生于春季的一种热性病。
其中有的认为温病与伤寒一样都是感受寒邪而发病，只是伤寒发生在冬季而温病发生在春季，即《素问·热论篇》中所说：“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之日者为病温，后夏至之日者为病暑”。
也有的认为温病是春季发生的各种温热病的总称，如《伤寒补亡论》所说：“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但也有的医家如雷少逸，把冬受寒邪而酿热，至春不由外邪引发，自内而发的温热病称之为温病。而在《古今医案按》中又把温病作为发生于春季的一种新感温病：“如至春分后，天令温暖，感之而病者为温病。”在温病学形成后的许多著作中又提出了温病是多种外感温热病的总称，如《温病条辨》中提出了温病包括了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伏暑等。在这样的众多说法中，孟氏认为，要研究并确立温病学体系，就必须对温病的内涵进行界定。温病的概念应反映出温病的病因、临床和病理特点。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温病是由温邪引起的，热象偏盛、易化燥伤阴的一类急性外感热病。这一概念既明示了温病与内伤杂病、与伤寒的区别，又概括了温病中温热性和湿热性两大类型的基本特点，并能覆盖各种温病。
在明确温病内涵的同时，孟氏还详细论述各种温病的定义，从而使温病概念规范化。
2．新感与伏气
《内经》提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在很长的时期里，都把温病看作是冬季感受寒邪，伏于体内，到春季内伏之邪自里而外发的一种外感病，即伏气（伏邪）说。到宋代，《伤寒补亡论》提出的“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明代更进一步提出了新感温病的概念。由此而把温病分为伏气、新感两大类。对于温病学中这一个重要的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孟氏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感伏气学说之由来：孟氏认为，感而即发之新感和伏而后发之伏气，是前人根据温病的不同临床表现，并结合发病季节、特点推断出来的。是为了区别温病不同发病类型的一种说理方法。因此，如仅从字面上去探讨真正的伏气，就脱离了古人的原意，这是毫无意义的。
2．新感伏气学说之实质：新感和伏气可以作为临床上区分温病发病类型的方法。即发病之初表现为表证者（如风温初起之风温之邪袭表证），或所表现的症状与时令之邪致病特性相符合者（如暑温之初起表现为暑邪致病之特性，或湿温初起表现为湿热之邪的致病特性），那就属于新感温病；凡发病之初的临床表现与时令之邪不相符合者（如发生于春季的春温初起表现为热毒盛于少阳之证，或发生于秋冬的伏暑初起见暑湿内盛之证），即属于伏气温病。
3．新感伏气学说之价值：新感与伏气理论虽是一种推断，但目前仍有其实际意义。一是可以归纳温病发病类型，指导诊断和治疗。二是反映了古人关于感受外邪，潜伏体内，在一定条件下发病的认识。特别是古人所说“正之所虚，即邪之所伏”，说明病邪内伏与正气不足有关，这与现代免疫学观点也有吻合之处。
4．新感伏气学说之废立：新感伏气学说虽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有明显的不完善之处，但作为一种传统的说理方法和对温病的归类方法还是可以继续沿用。对这一学说不要简单地一废了之。在沿用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理解这一学说的真正含义，不能象古人一样在内伏痰邪、邪伏何处、所伏之邪的性质如何改变等一些问题上纠缠不清；二是对新感与伏气的含义要进行进一步的统一规范，使之更符合临床实际。如二者之区别究竟是以病发于表或发于里为依据，还是以发病之初的临床表现与时令之邪的致病特性是否相符为依据等。
3．经方与时方
在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上，到了清代及其以后对外感病的治疗出现了所谓的经方派和时方派。所谓的经方派认为对外感病的辨治当以《伤寒论》为准绳，立法用药不离《伤寒论》；时方派则大量地创立新方，尤其是主用温病学家的方药治疗各种外感温热病。这两派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对此，孟氏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时方出现的必然性：《伤寒论》问世以来，疾病的种类表现有了很大的变化。历代医家在与这些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并对治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早在宋代的许多医学著作中就有伤寒方加减使用的记载。金元四大家对外感病的治疗提出了新的理论，创立了新的方剂。当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治今病”。到了清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国内外交流的增多，出现了不少新的外感温热病，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家创立了温病学，不仅在处方用药上大大超越了《伤寒论》的113方，而且还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孟氏认为：时方派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和广大群众对医学的需要。所以对时方派的否定是一种医学保守和盲目崇古思想的表现。事实也表明，固执于经方并不能治疗临床上所有的病证，而时方派创用的许多方剂在临床上确有很好的疗效。
2．经方是时方的基础：孟氏还指出，时方派中某些人的观点也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对所谓的“古方不能治今病”，要有正确的理解，即应理解为用古代现成的方剂治现在临床上的所有外感热性病显然是不够的，但决不是说古方不能治今病，相反，在临床上，古方广泛地用于各种外感温热病的治疗：如麻杏石甘汤治疗风温；小柴胡汤治疗各种寒热往来证；调胃承气汤治疗热结阳明证等。《伤寒论》方实际是到汉代为止，中医学与外感温热病作斗争的总结。而后世又在《伤寒论》基础上对原方进行加减，使其更切合临床实际，所以《伤寒论》方治疗外感温热病是经过长期临床验证的，行之有效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的变化和人们对治疗要求的提高，《伤寒论》方已不能完全满足临床的需要，因而立新法、创新方，以补充《伤寒论》方之不足。另一方面，确有部分人不注意继承以《伤寒论》为代表的古方，不钻研中医理论，仅是初步懂了一些药物，就胡乱拼凑一方，自诩为时方派，这是不足取的。历史上时方派的代表人物无不善用经方。因此，《伤寒论》是温病学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时方和时方派。
3．时方也需不断发展：时方，包括叶、薛、吴、王等清代以来各名家所用之方，都是对经方的发展和补充，对于提高外感温热病的疗效、丰富中医学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一点来说，时方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时代是不断发展的，医学也必须不断地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迅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对中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孟氏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经方和时方，而应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现代时方。因此，孟氏在开展科研和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拟定了许多针对性强，疗效确切的“新时方”，并在剂型、用药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他还要求他的学生也要有创新精神，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创新。
4．温病“毒”之含义
“毒”在中医学里有多种概念，在温病发病学中涉及病因和病机，历代医家对毒的论述也有所不同，近年来，有关“毒”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孟氏认为，对“毒”的含义应有一个较明确、统一的说法，这对于完善温病发病学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必须予以澄清。
在温病病因学范围内，“毒”有多种含义：一是指“邪之甚者”。古代文献中往往将某些致病力强、引起的病证较为急重，或能互相传染而造成流行的致病因子称为“毒”。如以六淫命名者，有“风毒”、“寒毒”、“暑毒”、“湿毒”、“燥毒”、“火毒”等，其与一般的六淫之邪性质无根本的区别，只是致病力较强。二是古人吴又可提出的可引起疫病流行的“戾气”，又名“毒气”、“疫毒”，则是从其所致的疾病能传染并造成流行而言的。三是把某些特殊的病邪称之为“毒”，即在发病后能引起局部肿毒表现，如肌肤红肿热痛或溃烂、或发斑疹等，也称之为“温毒”。四是指“邪中寓毒”。这在近年的文章中较常见到。即指邪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特异性致病因子，而“毒”是这些外邪所具有的致病力及其致病特性的概括。也就是在邪的概念中已包含了“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邪都有毒，外邪也可称为“邪毒”或“毒邪”。孟氏认为，虽然第四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从中医理法方药来说，把毒等同于邪并无实际意义，而把毒作为邪中一类较为特殊的病邪则对指导预防和诊治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如对属于“毒”致病者，在预防上要注意隔离，防止互相传染；在诊断上要注意发现肿毒的表现；在治疗上则注重解毒之法。所以把“毒”在病因学中的含义定为“邪之甚者”或“邪中之特殊者”较为妥当。
在温病病机学范围内，“毒”的含义也有多种：一是指火热炽盛者，即“火毒”、“热毒”之类。
其临床表现有身热炽盛、口苦而渴、心烦、尿红赤、苔黄燥、脉滑数或弦数等。如温病中见到此种病证，不仅病情较重，而且其邪还可进一步深入营血分而发生斑疹、出血等症状。二是指火热壅聚者，也可称为“火毒”、“热毒”。其临床主要特点为有局部红肿热痛，甚至破溃、糜烂，如见咽喉肿痛、头面红肿、睾丸肿痛等。这些症状多见于温毒之类的病证。这两种含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与病因学中几种“毒”的含义有内在的关系。即外邪中某些特殊的致病因子是引起“火毒”和“热毒”的原因。这一含义有助于区别温病的某些特殊的证型，从而对治疗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凡属“火毒”、“热毒”之证，在治疗时，当用“解毒”之法，而一般的解毒法也是针对“火毒”和“热毒”的。在用药上主要用清热解毒之品，即属苦寒泻火之剂，此外还有攻下泄毒、清营（或凉血）解毒、清化解毒等法，通过不同的祛邪方法来清解、清除、清化“火毒”或“热毒”。
至于其他的一般祛邪方法，虽然都是针对病邪的，却不称为祛毒或解毒法。由此可知，把所有的病邪都称为毒，或认为所有的病邪都含有毒，对临床诊治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四、探究实质，对温病表证独具慧识
表证是外感病初起最为常见的病证，在温病学中多称之为卫分证。在外感温热病中，表证的病情较轻，持续时间较短，所以常常不被重视。孟氏则认为，表证是诊治外感温热病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表证的认识及处理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在表之邪能否在表即解而不致内传生变。对此孟氏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表证邪非单在表
自《内经》起，中医对表证的认识是病邪在表，即病邪初起是犯于肌表，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中所说：“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而入。”《伤寒论》中寒邪初犯人体也是首先在太阳经。当今的中医教科书一般还是把表证作为病邪在表的病证。孟氏认为，对表证的病邪究竟在何处，前人已有明确的论述。早在金元及明代，刘河间、王履等医家提出许多热性病的表证是病邪在内，里热怫郁而造成的。而清代的叶天士指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薛生白也提出湿热之邪由口鼻而入“直趋中道”，可直接犯于中焦。所以外感热病在初起时所表现的表证实质上是病邪侵犯内在脏器后，人体正气抗邪的一种反应，因内脏的病变尚不显著，所以主要反映出体表的一些症状，如恶寒、甚则汗毛栗起、无汗或少汗、发热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病邪仅在体表。孟氏认为，表证与里证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体表的见证，而是在于人体处于表证阶段时，全身正气的抗邪作用尚未完全调动起来，只是浅层的防御机能发挥作用，人体内在脏器组织的功能还未发生明显的障碍，也无实质性损害。而在里证阶段，全身的正气抗邪作用调动起来与病邪抗争。内脏功能有明显的障碍，有一定的实质性损害。除恶寒消失外，其它症状仍然存在，而且有可能加重，里证更为明显。这一认识不仅对表证形成机理有了深一层的揭示，而且对表证的诊断和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治表不限于发汗
《内经》提出治疗表证主要用汗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表者，汗而发之。”治疗表证的方药一般都具辛温之性。如《伤寒论》中治疗寒邪在表所用的麻黄汤、治疗表虚风寒在表所用的桂枝汤等，在服用之后强调发其汗，即辛温解表法。此后一些医家在表证的治疗方中每加入了寒凉清热的药物。如晋代《肘后方》治疗伤寒一、二日所用的葛根解肌汤中配合了大青叶、黄芩、石膏等。宋代《类证活人书》中提出，在江淮地区用桂枝汤在春末及夏至以前应加入黄芩，在夏至以后则宜加入石膏、知母。而刘河间在强调“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的同时，提出在温热病初起不可纯投辛温之剂，对呈现为邪热在表者，常用石膏与葱、豉等相伍以起到辛凉疏泄、开发郁热的作用。后来逐渐出现了治疗外感热病表证的辛凉解表法。如叶天士治疗风温、温热等病证时多用牛蒡子、薄荷、桑叶、连翘、山栀等，并明确提出：上焦药用辛凉。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则进一步创银翘散、桑菊饮等辛凉解表之方。孟氏认为，所谓辛凉解表法，其用药的主要特点是使用药性寒凉、具有疏泄透表作用的药物，或在疏表药物（包括某些辛温药物）中加入部分清热解毒药。在用药的方法上，并不过于强调发汗，如表气郁闭较甚而无汗者，可以用一些疏表发汗的药物，促使汗出，有助于邪热外达；如已有汗，则不必再用发汗之药。孟氏指导研究生所作实验表明，辛凉解表药的发汗作用，远不如辛温解表药强。所以，治疗表热证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发汗，而是针对其病机，邪犯部位和病变脏腑，祛除在里的邪热。
辛凉解表方中的寒凉药，乃至用清热解毒药，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3．温病能否用辛温
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是治疗伤寒温病的主要区别之一，从原则上说是对的，但如果绝对化，认为治疗温病不能用辛温之法，也是有失偏颇的。孟氏针对临床上多数医生在诊治温病时，只知辛凉之法，动辄用银翘散、桑菊饮之类，而不知亦有应该用辛温发散的，明确提出治疗温病要重视辛温之法。孟氏认为，有的温病在初起时，因表气郁闭较重而表现为无汗、恶寒也较为明显，类似于风寒在表，但又有口渴、尿赤、咽肿痛、舌边尖红赤、脉浮数等，故辨证仍属于表热证。其治疗应以辛凉解表为主，配合一些辛温药物，如荆芥、淡豆豉等以助疏解肌表。对此，孟氏常引用何廉臣所说：“温热发汗，虽宜辛凉开达，而初起欲其发越，必须注意辛散，佐以轻清，庶无凉遏之弊”，认为确为有得之见。另外，有的温病初起表郁较甚，可见恶寒较明显而发热不甚，头痛、身酸楚，无汗，咽喉疼痛，口微渴，脉浮数，苔薄白而舌边尖微红者，还可用微辛温解表法，如葱豉汤。其中葱白辛而带润，温而不燥，与淡豆豉配合透达解表，既不伤阴，又不凉遏，当为常用者。还有的病证虽属风热表证，但又有风寒束表，即所谓“寒包火”之证，此时无汗，恶寒更加显著，甚至会出现战栗。对这类病证的治疗，在清肺卫之邪热的同时，还须酌用荆芥、防风、苏叶，甚至羌活、麻黄等辛温解表之品。另外有伏气温病由外寒引发者，可表现为里热炽盛而外有寒象，也须清里与辛温解表兼用。至于夏月外感暑湿之初，暑湿郁于内而表寒外遏者，症见头痛、恶寒、身形拘急，发热无汗，口渴心烦等，当用透表清暑化湿法，如新加香薷饮之类。其表郁重者还可加淡豆豉，有汗者可加藿香，方名藿薷饮。又有湿邪初犯，困遏卫气时，症见恶寒身重，微热有汗，胸痞，苔白腻者，当用芳香宣透法，如藿香正气散；如见烦闷呕恶较甚，宜用雷少逸宣透膜原法以疏利透达。所以在治疗温病时常用辛温，不能误认为治温病不用辛温，更不能当用辛温而不敢用。
4．表证能否不解表
既然表证是病邪犯于内在脏腑而发生的，那么对表证是否只需清内在脏腑之邪热就可以呢？孟氏认为，虽然古人对伏邪里热自内而外发者，有“里热清而表自解”之说，但对多数表证来说，仅用清里的方法，效果是不好的。凡病邪在表，当解表而未解表者，称为“失汗”，表不解则邪留不去，易导致各种传变。所以历代医家都很重视对表证的解表。如丁甘仁指出“烂喉痧以畅汗为第一要义”，喻嘉言对痢疾初起夹表邪者创“逆流挽舟”法，以及外科急性疾患如乳腺炎初起而见表证者，无不强调用疏散之法。
针对目前临床上有的医生对表证的治疗重辛凉，甚至用清热解毒为主而代替解表的倾向，孟氏指出，疏泄其肌表是治疗表证的一个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点，必然会影响临床的疗效。当出现表证之时，肌表处于一种郁闭状态，此时如能疏透肌表，每能使病情迅速好转，从而缩短病程。所以，解表法仍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应予重视并作进一步的研究。
5．发汗与汗出而解
在外感热病中，汗的状况对于判断疾病的病势及预后有重要的价值。外感热病汗出而解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可能正是这一现象使古代医家把汗法作为治疗外感热病的主要方法之一，特别是一些外感热病在初起之时，通过发汗确实可以治愈。但多数外感热病用发汗的方法即使发了汗也不能收到治疗效果，甚至还会导致病情的恶化。《伤寒论》中所举的大量误汗所引起的变证就是明证。孟氏指出，汗出而解是人体气血调和、病邪外达的一种表现，表证的汗出而解只是其中之一。临床上许多汗出而解的病例并不属于表证。其汗出而解的机制也各有不同：如有属于无形邪热盛于气分，肌腠郁闭而无汗，如一旦热达腠开就可以汗出而解；有属于有形燥屎结于肠道，邪热闭于内者，在燥屎郁热从下而去后，也往往可以汗出而解。这些汗出而解是因为怫热郁结得以开通，热邪外达的自然汗出。另亦有邪入营血分后，营阴大伤而无汗者，在营阴得复时，也可汗出而解。正如何梦瑶所说：“阴液内充外溢，自然得汗”。以上这些汗出显然并非发汗剂的作用。相反地，在许多情况下，发汗剂是忌用的，而应分别根据病情，投用清热、攻下、或养阴等治法来取得汗出而解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