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治学严谨，主张博学笃行，业精于专。他认为医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中医理论发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并受到天文、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的影响，形成了中医的整体观、天人相应观和五运六气学说。故业医者应有广博的知识，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展。他崇尚张景岳之博学多才，认为景岳在著述中理论纵横，头头是道，主要归功于其多方面的学识。罗氏从青年时期就注意充实各方面的知识。在学期间，熟读中医经典著作及本草方歌，还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还开设了西医基础课，使他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诊断学和药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若相互取长补短，则相得益彰，二者不应互相排斥。他完成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学业后，继续深造并毕业于广州大学法律系。对哲学、法律、文史、天文、地理等均有涉猎，并爱好诗词、书法，为其学术上的发展打下了广博而深厚的基础。
中医学理论源远流长，《内经》以降，各家学说迭起，各持己见，各有所长，使中医学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发展，并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具有地域或时代的特色。罗氏认为，各家学说的学术观点虽不免偏颇，但多有其独到之处，应勤求古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他主张学无偏执，行有定见。广泛涉猎各家各派的医著，并不拘执呈派或一家之言，通过分析比较，融会贯通，法古创新。临证之际，既取法于古人，又因人、因证、因时、因地而变通，不以一方一法为限，遣方用药，皆有定见。他颇欣赏孔子的名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以博学笃行作为座右铭。认为“博学之后，应该经过不断的思考、研究，以明辨是非，最终立足于实践。但实践应该有理论作指导，避免盲目实践而走弯路。医学的进程，应该本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才会有较高的成就”。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中医离开了实践就难以发展。只有不断从临床实践中积累经验，归纳和总结诊疗规律，才能在理论上发展和创新。罗氏从医60年，曾长期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但他从未中断其临证实践。他早年主要从事内科，抗日战争初期在广东中医院处理大量内科和外科急症，其后曾讲授《金匮要略》，继而从事妇、儿科，最后30年乃专于妇科。这也是他在学术上由博返约的过程。专于妇科之后，他根据妇人多虚、多瘀的特点，首先着眼于肾、脾，研究调补脾肾法在妇产科的应用及其机理，并提出中医生殖轴的概念，对肾、天癸、冲任的本质进行理论探讨。其后，又对妇科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法进行研究。他主张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采取物理、化学等方法，扩充中医四诊的内容，既了解整体的宏观变化，又洞察局部的微观表现，将中西医的诊法各取所长，使中医的学术继续向前发展。在他的倡导下，妇科建立了实验室，派出人员在国内外学习新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多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水平较高的成果。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妇科已成为省级重点专科，是学校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