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梦瑶。字报之（1693～1763年），号西池，晚年自号研农，广东南海人。
生平事迹
何梦瑶自幼聪颖。10岁能文，13岁工诗。不仅旁通百家，尤以诗名。有“南海明珠”之誉及“惠门八子”之称。而且对文史、音律、算术、历法等，均有研究于医学尤感兴趣。日喜诵岐黄家言，认为“医虽小道，亦道也”。他少攻科举，因病几次落第，38岁终中进士，官历广西义宁、阳朔、岑溪、思恩等县令，及奉天辽阳州牧。他以“治狱明慎宿弊革除，有神君之称”。且关心民众疾苦会思恩县发生瘟疫，何氏毅然为“立方救疗，多所全活”。何氏为官清廉。常“不名一钱”。“贫不能具舟车”。于乾隆庚午（1750年）年。弃官自辽阳归里他恢倦宦海。潜心学术，旋即出任广州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肇庆端溪书院院长。并热心医学教育，悬壶自给，济世利民，以医为业：终其生何氏一生勤于著述，著有《医碥》7卷（1751年）、《三科辑要》（妇、儿、痘疹）、《追痨仙方》2卷、《神效脚气方》4卷。此外尚有《本草韵语》《四诊韵语》《乐只堂汤头歌诀》、《针灸吹云集》、《伤寒论近言》等，以及诗文、音律、哲学、史学、数学等方面的著作。
学术思想
何氏于医学博通古代名家之学，强调学无偏倚，主张取各家之长，不能各执一见，推崇王肯堂之能综合多家之说，尤通刘河间、朱丹溪之学。长于内科杂证及温病。
1博采众家之长。何梦瑶的医学思想主要宗于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王氏采取无所偏倚的态度，采摭明代以前医学之精华。辑成《证治准绳》，何氏对此书很是推崇，誉之为“近代书之冠”，他不仅自己习诵，而且还“虑其奥博难读”。怕“读者卒未易得其指归”，使以《证治准绳》为蓝本，“芟其繁芜疏其湮郁，参以己见，泐为一书”，名曰《医碥》作为《证治准绳》的羽翼，何氏生当雍正、乾隆之际，正值张景岳温补学说盛行之时，医者不论病之寒热虚实，用药往往偏于温燥，而何氏则承继王肯堂“无所偏倚’的主张。认为“河间言暑火。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丹溪言阴虚，乃与东垣阳虚对讲，皆以备前人所未备，非偏执也”，在对待当时盛行景岳温补之风的态度上，他认为“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并分析了“今不问何证，概以温补”的原因是：“庸医不知温补之能杀人也。以为平稳而用之，黠医知温补之能杀人，而人不怨，以为可以藏拙而用之，于是景岳书，徒遍天下”。但他也不拒温补于法外。而是认为“若火虚者，脾肾皆寒，一味温补，无所顾忌”。并得出凡是虚损之证“受温补者易治”的结论。对景岳书，他也很有研究，善于吸取其所长，如对三焦有形无形的看法，他同意景岳之说，认为其他“言其形状论者，纷纷皆如捕风捉影，毫无实指，惟张景岳谓即腔子，脏腑如物，腔子如囊之括物、人但知物之为物，而不知囊之亦为物，其说甚通”。
2重视后天脾胃。何氏特别重视脾胃在人体的“后天培养之功”，指出：“胃主进纳，脾主运化。饮食之气味精华由脾胃以灌输周身，气日盛而体日充，先天之水火赖此滋养以生生不息。”在人体病变过程中，何氏概括为“升降动静苟失其中，虽为肝肺心肾之不职，亦即脾之不职。”临证施治，则强调全在合理使用药物、饮食以救弊补偏。对明代以来的补肾、补脾之争。何氏根据自己临证的亲身体会。指出“知各脏之病皆关于脾，则知脾气调和即各脏俱调和矣，故补脾不如补肾不过举要之词，固不若补肾不如补脾之论为得其全也，老人小儿尤以脾胃为主”。
3阐发火证、湿证。何氏推崇河间丹溪之说，认为“凡病多火”，并把火证归纳为气有余便是火，气不足郁而成火；外感暑热燥气，增助内气成热成火；外感风寒湿气，闭郁表气成热成火；内伤饮食，辛热之物食积成火；肾水虚亏，下焦之火上炎成火；醉饱见胃火；大怒见肝火；悲哀见肺火；房劳见肾火，凡此十余种火证，虽然临床见证不一。但病机均与火密切相关。对于火证的治疗，何氏主张针对病因病机，从辨虚实、辨六气、辨脏腑入手处方用药，并列举了不同证型火证的治疗方药。可见何氏从归类到病因病机，从分型到立法用药，对火证都作了全面系统的沦述。
何氏认为岭南地卑潮湿人多中湿。而且在正常情况下，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分布于四季，而燥湿二气常多气兼挟如温热蒸而为湿，寒凉肃亦可为湿，故云：“系湿于长夏。六气皆可为之，”并用脉象的变化来区别湿邪的兼挟。至于湿证的病机，他认为脾居中土。生湿又恶湿，六气皆能为之病；甚者土湿既成，聚湿为痰。痰郁成热热极生风，变生它证。特设“中湿”一节叙述外感湿邪引起的病变并且指出人体凡有破伤之处，须防湿从疮口侵入，致气血郁滞不行，逆而攻心，使人沉重昏迷，形成破伤湿”之证，他反复强调理脾祛湿的重要性，其于祛湿药物的运用亦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4论瘟疫证治。何氏明确指出瘟疫乃厉气所致，对瘟疫病变过程中，汗、斑、苔、脉的变化从临床意义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和记载。他认为瘟疫一证，苔白邪在膜原，开达以逐邪；苔变黄则邪入阳明胃。宜用下法以逐邪；黑苔则邪毒内炽，胃火盛极，急下之以逐邪，主张瘟疫立法重在“逐邪”，并运用舌苔的变化来指导辨证用药，初起力荐达原饮之功；若毒结渐开。邪气已离膜原而热不退、脉洪数者用白虎场，重用石膏；若斑出不透，热不退者用举斑汤；若斑汗并见而热不退者用白虎汤合举斑汤：何氏并对瘟疫病的汗法、下法、下后变证、瘟疫兼证、妇人小儿瘟疫、瘟疫愈后诸证从临床症状、辨证要点到立法用药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充实并发展了中医温病学说的内容。
5论虚损证治。何氏对虚损的分析，很有见地，认为“虚者血气不足，久则肌肤脏腑亦渐消损，故曰虚损”，对虚损一证的形成，归纳为“关乎五脏”、“责之于脾”、“肾为最重”这三个方面和途径，并描述了五脏虚损的主要症状，指出五脏之虚损，互相关连。互为因果，“五脏互相关涉，则五脏皆得。为一脏之病，故有本脏自病者。有他脏传来者”，而脾胃主受纳运化，为气血化生之源，脾伤则生化无源必致气血愈亏而脏腑失养，虚损益甚，故曰责之脾。虚损肾为最重是肾见虚损，或水亏火旺，或阳虚水泛或命门火衰，或阴阳俱虚。皆为虚损之重证；且他脏之虚损，最后转归必形成肾之虚损，对于虚损的治疗，何氏主张“大纲须分气血阴阳”，然后根据五脏气血阴阳的虚损程度辨证施治。他认为虚损以阴虚为多，宜用甘寒平淡之品滋其水源而降虚火，但于虚损后期。每多脾肾虚寒之证他则力举温补治法之功，在学术上胸襟开阔。毫无门户之见何氏善于学习前人的经验，既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视临证实践的探索和总结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他一生的医疗实践。在温病和内伤杂病方面积累了较高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治疗经验，还“于婴科、痘科、妇科，尤为研精殚思”。其所著《医碥》一书，发轩岐之秘，闸医学之理真正起到了医学阶梯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