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献可（1573～1664年），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明，鄞县（今浙江鄞县）人。
生平事迹
赵献可不但精通医理，而且对《易经》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勤奋好学以医为业后还曾到过许多地方游学。足迹遍及中原，在陕西、山西也很闻名。赵献可因为淡于荣华富贵，又喜交游，是有名的“江湖状元”，被人称为逸士、游仙，赵献可在学术上推崇薛己，对“命门”学说颇有发挥，主张以养火为主，是温补派的巨匠，他著有《医贯》6卷（1617年）和《邯郸遗稿》，另有《内经钞》、《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本一例》，均佚，其儿子赵贞观（字如葵）也精于医学，著有《绛雪丹书》、《痘疹论》二书。后人宗赵氏之学的有高鼓峰（著《四明心法》）、董废翁（著《西塘感证》）和吕晚村（著《东庄医案》），都是温补一派的代表。而徐大椿则认为赵献可用药偏颇。对其理论也有微辞，乃著《医贯砭》来逐段驳斥赵献可的《医贯》。
学术思想
1赵献可对“命门”学说的发挥。明代医家对命门的研究已日趋深化，赵献可认为命门有位无形，并论述了其与肾的关系。他认为两肾有形，属水，左为阴水、右为阳水；命门无形，属火，其具体位置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根据《易经》“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构成“坎”卦的原理。赵献可认为命门在两肾中间构成坎卦，两肾由于命火的作用才能化气而有生命，故肾与命门是人生受命的根本。对于命门与脏腑的关系，赵献可认为命门是主宰十二官的“真君真主”，十二官的功能活动都必须以命门之火为原动力，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影响，赵献可取“太极”为无形的一元之气，把命门喻为一身之太极”，而命门与肾为一体，故“两肾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极”。主宰先天之体，流行后天之用，即是说人体先天无形的水、火之气即真水和相火都源于命门和两肾之间，由命门主宰；无形的相火和真水都在命门作用下流行于周身，维持人体的生理活动。这概括说明了命门对先后天的作用。赵献可在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性时，还确认阴精是其物质基础，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阴精亏耗不仅为阴虚，而且有阳虚，这与张景岳的观点基本相仿：阴阳水火虚统在“阴虚”之中。
2赵献可治疗先天水火不足的经验。基于他重视先天命门水火的思想，赵献可的辨证施治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当时寒凉之弊盛行，赵献可指出“火不可水灭，药不可寒攻”，认为应当“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这样真水真火才能相济，在临床上对阴虚火动证宜滋阴降火。对阳虚火衰，火不归元的假阳症则应用温肾之药，引火归元。他对于水火的治疗也贯穿着阴阳之理，认为壮水、益火之剂就是以“六味、八味出入增减，以补真阴”，在运用二方时他反对杂加脾胃药及寒凉药，对临床上诸多疾病，赵献可非常强调在各种致病因素中，不能忘记真阳真阴不足这一原因，必须详辨细析，他对血证、痰证的治疗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3赵献可对郁证的论治，赵氏在承继前人对郁证认识的基础上，认为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看，诸如血证、黄疸、咳喘、腹满等内伤杂病也可作为郁证论治。他把《内经》的五郁及治法与脏俯密切联系起来，并根据“五行相因”的原理，提山了五郁相因为病的问题，即五脏之郁往往相因为病。其中以木郁引起的诸郁最为普遍，它能导致火、土、金、水的郁证。关于郁证的治疗，赵献可认为可“以一法代五法”，治其木郁使肝胆之气舒展。诸证就会自解。逍遥散是赵献可治疗木郁的主方，常与左金丸和六味地黄九同用，赵氏治郁法对后人颇有影响，滋水清肝饮及一贯煎等都由此化裁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