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恭（1324～1405年），字原礼，婺州浦江（今浙江浦江）人。
生平事迹
戴思恭少时随父戴垚从学于朱丹溪，丹溪因其颖悟绝伦，乃尽授其术。戴氏治疗疾病多奇效，遂明噪于时。明初洪武年间，被征为御医。晋王朱？患风痹症。经思恭治愈，不久复发而卒。太祖大怒，逮捕王府诸医治罪，思恭从容进言：“臣前奉命视王疾，启王曰：疾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复作不可疗也。今果然矣。”诸医由是免死。后朱元璋得病，召诸医诊治无效，皆被逮捕问罪，唯思恭得免。不久，明太祖病逝，建文帝即位，将侍医治罪，独擢升戴氏为太医院使。水乐初年以老请归，永乐三年复被征召，卒于是年冬，终年82岁。葬于浦江独秀山。
戴氏先后著有《证治要诀》12卷（1443年）、《证治要诀类方》4卷、《推求师意》2卷（由明·汪机门人陈桷校刊）、《类证用药》l卷，又校补丹溪《金匮钩玄》3卷。
学术思想
戴氏较为完整地继承了丹溪学术思想，不仅探求师意，而且多有发挥在理论上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阐发其未尽之意；在杂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对气血痰郁之治亦多阐发。
1对气血的阐发。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论”主要论述阴精与阳火的关系，而戴氏握之，则泛论气血的盛衰。他认为气属阳，阳主动，动而中节，方能周流全身，循环不已，外则护己体表，内则温养脏腑百节。而气之所以能周流不息，实有赖于肺气之不断敷布，故曰气“源出中焦，总统于肺”。但若因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遽发而乖戾失常使气动太过，则可变生冲逆之象，甚则“五志厥阳之火起焉，上燔于肺气乃病焉，”故戴氏认为：“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气之与火，理而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因此提出“气属阳，动作火”的论点。他还认为血属阴，阴主静，静而有守，方能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约束于血脉之中。而营血之所以能遍营全身，必赖于心为之主，肝为之藏，脾为之裹，肺为之布，以及肾为之施泄。不论视、听、言、动，皆需营血资助，才能维持正常活动，人在气交之中，常动多而少静，故阳动易化为火，阴血最易被耗，所谓“阳道常饶，阴道常乏，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道理即在于此。戴氏并对气血的证治作，详尽的论述，对后世气血理论的发展颇有影响。
2对痰证、郁证的论治。戴氏对痰证的论治，亦宗丹溪之说。他进一步指出痰饮除生于脾胃外，还有生于经络者，他说：“窃谓痰饮之先，有生于脾胃，有生于六经，所起不同，若谓感邪与为病之形证则一也。至于治之，必先从其邪之所起，而后及于病之所也。”对痰饮的治疗，他尊丹溪“治痰先治气”之说，又指出“病痰饮而变生诸证，不当为诸证所牵制妄言作名。宜以治饮为先，饮消则诸证自愈。”确系治痰饮之大法。并根据痰饮的不同见症，提出了具体的治疗方药。
戴思恭发挥了丹溪“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主张，进一步提出：“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既然传化失常为致郁之关键，因而他认为“中焦致郁多也”。戴氏对六郁的辨证也很详审，指出：“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从此亦可见其凭脉辨证之极为精确。治郁之法，有中外四气之异，即表里、风寒、热湿，根据病位及病性之异确定相应的治法，在用药方面，指出苍术、香附、抚芎为治郁要药。戴氏对郁证的辩证施治多有发挥，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戴氏继承丹溪之学，对丹溪未竟之论予以补充，不愧为丹溪高弟。其临床精于辨证，处方遗药，亦极高超。故《明史》谓其“学纯粹而识深远”，胡嵘序《证治要诀类方》亦称“谓其论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推测病源，著奇见于理趣之极”，对戴氏作了颇高的评价。
王覆（约1332～1391年）
王履，字安道，号奇翁，又号畸叟和抱独老人，元末明初昆山（今江苏昆山）人。
生平事迹
王履少时学医于金华朱震亨，尽得朱氏之传，稍长又广搜博览，故医学造诣精深，《古今医统》称其“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其诗文书画，名冠一时，曾游华山绝顶，作图40幅，游记4篇，诗词15首，都为时人所称赞。明代洪武初为秦府良医正。
王氏主要著作有《医经溯洄集》1卷（1368年），另有《百病钩玄》20卷，《医韵统》100卷、《标题原病式》1卷、《医史补传》若干卷，均帙。
学术思想
王氏学宗《内经》，《难经》、《伤寒论》，师承朱丹溪，治学注重独立思考和实证，而不盲从古人，所著《溯洄集》中对中医生理、病因、疾病的诊治等问题，都有其个人的刨见。
1王氏对《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载述的“亢害承制”的理论，作了极为精辟的阐发。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易的，宇宙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且天地万物在无时无刻的变动之中始终离不开相互协调与相互平衡的规律，正如其论中所述“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抑之，弱者举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则万物生机紊乱，在人体就会产生疾病甚至丧失生命。王氏坚信天地万物以及人体生理和生命延续，都必须不断运动和随时变易，同时，它们之间都必须平衡协调，特别是这种运动变化和协调平衡毕竟不是神化莫测，而是可测的。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指出亢害承制是对事物趋向协调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事物（包括人体）生成和败乱的关键。王氏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抠纽”，“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这一观点，已具有明显的辩证法因素。由于亢害承制规律的普遍性，它在于人体有“亢而自制”和“亢而不能自制”两种情况。“亢而自制”则使“五脏更相平”，即一脏不平，所不胜之五脏更相平之，平则五脏安和不病；但若“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故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助之。制其亢，除其害。王氏将“亢则害，承乃制”结合人体生理、病理及治疗进行解释，其论述是颇为精湛的。
2对《内经》四气所伤的分析。对于《内经》风、寒、暑、湿四气所伤之论，历代医家都从其病因推论其病理变化，惟王氏认为当从现有病情以剖析其病源，方能与临床相符。他指出：人体被四气所伤，并不是必然发病，既使发病，病情亦有差异，这主要取决于邪正双方的具体情况。王氏常举伤风为例说明，如：“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耶？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者，人亦能知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对于过时而后发的疾病，其病因往往是由其临床表现逆推而知的，即”因病知源”。王氏认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者须从临床具体实际情况详加分析，即使“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所以他提倡医为活法，不宜为《内经》的片言只字所拘执，对后人颇有启发。
3对《难经》阴阳虚实补泻的发挥。《难经·五十八难》：“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则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后世伤寒医家每采其说，而其义多歧。惟王氏之说辞简理明，他认为阴盛阳虚皆寒邪外客；阳盛阴虚皆热邪内炽，因表阳虚于外而受寒邪，故助卫阳以解表，汗出而愈，若下之，则适足以引邪入里，故表邪攻里为大忌。阳热盛于内，势必伤阴，故热盛于里，下不可缓，下其阳热，适足以保其阴津，若汗之，则反助热益炽，所以里热无表证则大忌汗法。对此，王氏以阴阳之盛者指寒热病邪，阴阳之虚者指表里精气，不仅平正通达，而且临证可验。另外，王氏对《难经·七十五难》之“泻南补北”治法亦作了切当的阐释，他认为火乃木之子，子火既助母木而致肝气亢实，故补水泻火，要使水胜火，火势退而木气自衰，这就是母能虚子之义，火退则金不受克而制木，土又不受克而生金，因此虽不补金，而金自受益。
4论伤寒、温暑治有不同。王氏在吸取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个人心得，对伤寒和温病从概念、病因病机、诊治原则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比较和区别，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认为温病是感天地恶毒之气所致，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学术见解。他突破前人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强调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决不要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指出“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热而表自解者”，主张治疗伤寒可法仲景，治疗温病则以清里热为主。王氏以前，论温病多与伤寒相混，直至王氏，伤寒与温病论证治法才开始分野，故吴鞠通说：“王安道始脱却伤寒，辨证温病。”他实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人。
5对中风病的认识。古人论中风，以为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证多因风所致，故称为中风，王氏则提出了“真中风”与“类中风”的概念，他说：“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余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这不仅首创了中医的“真中”、“类中”之说，而且也开拓了把不同学说，融合折中于一说的新趋势。这对明清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确有很大影响王履治学，虽本于震亨“一断于经”之旨，但并不为经所囿，总以征诸实践而为“断经”的根据，对前人之说敢于发表新见而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的求证精神，在古代医家中实不多见。对此《四库提要》曾较公允地评论说：“观其历数诸家，俱不免有微辞，而内伤余议兼及东垣，可谓少可而多否者。然其会通研究，洞见本源，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