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从而在它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周氏在几十年的医学生涯中，就非常重视和强调辩证法思想，例如在辨证论治方面，他提出了“辨人识体”的观点，这就是他学习和运用辩证法的具体体现。周氏认为，对病人理当要辨证治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而辨人识体，却往往被忽视。辨证治病是共性的问题，辨人识体是个性的问题，二者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在“人”与“病”这对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起主导作用的。在同一客观条件下，有的人会生病，有的人则安然无恙。即使是同一种病，而生在不同人的身上，由于年龄大小、体质强弱、阴阳偏盛、性格差异等等原因，而有不同的表现，在治疗上也就各不相同。正如《灵枢·五变篇》用树木作比喻说：“夫木之早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萎叶；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
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在临床上经常见到有些病人，辨证论治也好，辨病论治也好，就是治不好，有的甚至越治越坏。而一着眼于辨人识体，因人制宜，抛弃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框框”，从每个病人的实际出发，或补、或泻、或升、或降，对其病的一方面，有疼痛可不用止痛药，有咳嗽可不用止咳药，有出血可不用止血药……，看似药不对症，不着边际，却往往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如有一冠心病患者，表现为食后心绞痛发作，嘈杂泛酸，胃脘痞满，舌苔白腻，吃了不少治疗冠心病的药，越吃反而越难受。周氏给予“和胃平胃”之品，砂仁、厚朴、佛手之属，病人服后很快就症状消失，心电图改善。又如一高血压病人，患病20多年，辗转诸多医院，屡服各种中西药，血压就是不降。周氏发现病人不但头痛眩晕、肢麻面赤，还有腰酸耳鸣、晨起泄泻等脾肾阳虚的表现，一改众医滋阴潜阳、平肝熄风之法，投以温补脾肾的四神丸加味，病人服用20余剂，诸症皆除，血压亦随之降至正常。这就是辨人识体，也就是“治病必求其本”，其道理就在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相反，如果只见“病”而不见“人”，在临床就很难取得治疗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例如对一些晚期癌肿病人，只是着眼于将病人的“病”——癌肿切除，而不从病人的整体和实际情况去考虑，结果只能是加速病人的死亡。
在辨人识体方面，周氏还强调要正确认识“正常”与“不正常”的含义以及在不同人身上的个体差异。“正常”与“不正常”只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有些现象看似正常，而实际上是不正常；有些现象看似不正常，而实属正常。如有的人平时脉搏每分钟50余次，无任何自觉症状，有关检查也无异常发现，虽然在现象上属于不正常的“迟脉”，但在这个人身上是属于正常的；相反，如果这个人的脉搏突然上升到每分钟80多次，从而出现了心悸、烦躁、失眠等症状，虽然这时其脉搏次数在正常范围，但对这个人来讲此时已属不正常了。再如血压的问题，有的人在21／133kPa毫无症状，如降到16／10kPa正常范围反而头痛眩晕了。有些陈旧性心肌梗塞的病人，心肌已结斑痕或硬化，心电图ST－T改变已属不可逆转，如果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全身情况良好，就没有必要再视为病变而服用一些药物。还有一些人，一感“心脏”不舒，或心电图稍微有点变化，就盲目地服用一些扩张血管、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殊不知“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药能治病，亦能致病”，如果长期服用此类药物，不但毫无效果，还会产生一些毒副作用，使本来正常的冠状动脉反而变得不正常，并且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因此，临床诊治疾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因人而异，知常达变，而决不能千篇一律，胶柱鼓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