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赵绍琴临证特色

赵氏承家学，得师传，在60年临床实践中融诸家学术经验于一体，形成了自己的诊疗风格，在诊断、辨证、治疗等方面独具特色。兹分述于下。

一、脉诊特色

脉诊是中医最具特色的诊断方法之一。赵氏于脉诊最为重视，也最有研究。赵氏的祖上三代为皇宫御医，精于脉诊，为家传之学。其父文魁公有《脉学》遗稿，详论脉法之精奥。赵氏历经60年之临床验证，将其脉法整理为《文魁脉学》，公之于世。其有见解独特，不同于世说者，约有以下几点。

1．从病机的角度分类脉象，提出诊脉八纲。

传统的脉象分类方法虽各自不同，但大都失于简略，如分为阴阳两类，或七表、八里、九道之分。赵氏所提出的诊脉八纲是以脉象所主的主要病机为依据进行分类的。其内容如下：

表脉：浮。

里脉：沉，牢。

寒脉：迟，缓，结，紧。

热脉：数，动，疾，促。

虚脉：虚，弱，微，散，革，短，代。

实脉：实，长，滑。

气脉：洪，濡。

血脉：细，弦，涩，芤。

这种脉象分类方法是以丰富的临床诊脉经验积累为基础的。其优越性在于有利于从脉象分析病机，脉象一明，其病机便了然于胸中。如脉洪滑且数，便知是气分实热证。因洪主气病，滑为邪实，数则主热。由此可见，诊脉八纲的提出，有其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2．提出浮、中、按、沉四部诊法。

传统的诊脉只讲究浮、中、沉三部诊法。赵氏则根据其家传和经验提出诊脉须察浮、中、按、沉四部。轻手即得为浮部，稍加力为中部，再加力为按部，重按至骨为沉部。在温病诊断中，浮中按沉与病变的卫气营血分别相应；在伤寒，浮主表，即太阳病，中部主阳明少阳，按沉主三阴病；在杂病，浮中部反映功能的变化，按沉部反映实质的情况。

这一诊脉方法最切临床实用，也最为重要。中医讲究治病求本，这个本就是病的本质。怎样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推求详察沉部脉象的反映是十分重要的。一些复杂的病证，其临床表现出来的症状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病变的实质，这时就要求医生在诊断时要能够透过假象抓住本质。脉象的四部往往不同，浮中部的脉象与疾病的一般表现相一致，按沉部的脉象才真正反映了疾病的寒热虚实。如某病人表现为倦怠乏力，诊脉浮中部濡软，是气虚之象，但按沉部弦细滑数，则说明肝热内郁，外为湿邪所阻，切不可作气虚而投补剂。赵氏认为，临证诊脉当注重按沉部，凡诊脉按沉部有力者，多为邪实，不可浪补。以为要诀。

3．强调详察相兼脉象。

这是赵氏诊脉断病的又一特点。临床所见，一病一脉者殊少，绝大多数是几种脉象相兼出现，这就增加了诊脉的难处。所谓“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大约主要是由于复合脉象所致。按传统脉象有27种，诊脉又须分别寸关尺和浮、中、按、沉四部。这样组合起来，何止千百种复合脉象。幸而脉象主病有一定之规律，浮中按沉也各有所主，寸关尺则分属五腑六腑，这就为探讨复杂脉象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赵氏总结其丰富的诊脉经验，在《文魁脉学》中提出了800余种相兼脉象，分别分析其所主病机，拟定治法，为临床诊脉论病提供了借鉴。虽说这样研究难度很大，非富于诊脉经验者难窥其奥妙，但毕竟为脉学研究揭示了一条路径。况欲其繁则繁，相兼脉复合脉不可穷尽；欲其简则简，但求按沉以定其本。则又可谓执简驭繁矣。

二、舌诊独见

舌诊包括对舌质和舌苔的观察，是中医诊断的重要内容。清代中叶以后，随着温病研究的不断深入，舌诊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医诊断不可缺少的方法。赵氏是当代温病专家，对舌诊有丰富的经验，曾主持研制温病舌诊模型和彩色图谱。在内科杂病的诊断上，也特别重视舌诊，在全面继承前人舌诊经验的基础又有新的发展。兹将赵氏在舌诊方面的独到见解略述如下。

舌苔主要反映脏腑功能的变化，特别是胃肠和三焦功能情况。要注意分辨舌苔的厚薄，质地，润燥和分布情况。病苔为浊邪受胃气熏蒸而成，主有形之邪。凡苔厚者邪重，苔薄者邪较少。若舌根苔特厚，是肠胃积滞较重，当疏利之。若苔质地致密，附于舌面之上，揩之不去，是有根之苔，为邪实正不虚，可下之。若舌苔如大颗粒状而厚且干，是燥老之苔，为积热已久，急宜下之。舌苔粘腻而色黄，必是湿热蕴郁，色白但腻者属湿重。若苔腻满布于舌，以至边尖不见舌质者，湿邪极重，须急开其湿闭，大忌滋腻养阴或寒凉直清。但见舌苔不燥，或微见润腻，即当考虑有湿。又有垢苔，如奶酪堆积舌上，揩之即去，去而复生，亦是湿浊上泛之象，宜芳香宣化，疏利三焦，调畅气机。又，看舌苔也须分别层次，最上一层为罩苔，薄薄一层，如粘液状，有此者也为湿郁之象。凡有湿，苔必润，甚则腻，更甚则水滑，极重则舌面如水欲滴状，多见于湿邪重，又为寒凉冰伏所致，治宜温化开闭。

舌质反映了脏腑实质情况，可据以判断其病的性质，故于观察舌质情况尤当重视。赵氏有一个独到的观点，就是舌质及口腔粘膜通于内脏。中医的传统说法，心气通于舌，舌尖部属心，边缘属肝胆，中心属胃腑，舌根属肾，是有一定道理的。赵氏认为舌及口腔粘膜与内脏粘膜相联属。故观察舌质色泽和口腔粘膜的情况可以得知内脏的异常变化。如麻疹早期，口腔粘膜上出现费 科氏斑，说明肺及胃肠粘膜同样在发疹，故表现为呛咳、腹泻等。凡舌质红者，其人内脏也必潮红。如猩红热杨梅舌，色赤如朱，其内脏色亦必如是；热毒下利者舌红，其肠道内粘膜也发炎肿胀潮红可知；温病初起舌红，咽部红肿疼痛，推测其内肺系及消化道也当发炎红肿矣。中医以舌红为营血分热盛，意义极为广泛，不仅于温病有诊断意义，而且在内外妇儿各科杂病中，凡见舌红者，皆属营血分热盛，并必与内脏相属。若再结合脉症，综合判断，则必能提高中医诊断的准确性。舌通于内脏粘膜之说确有高人之见。

赵氏重视察舌，又发明观舌背一法。有些病人舌苔满布，边尖微略，仅从舌的正面难以看清舌质情况，或有的舌象较为特殊，如色暗滞晦色，或隐隐瘀斑，此时当察舌背，令病人伸舌出口，舌尖抵上唇，充分暴露舌背，此时舌质情况一展无余，或红或绛或紫或青，与正面舌质悉同，因其无舌苔附着，察之清晰可见。尤其舌下两条静脉粗大紫黑者，必是血分瘀滞之征，有特殊的诊断意义。

虽说舌质反映脏腑情况比较真实，但也不可执一而论。必须与脉证合参，综合分析。如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者，历来以为正虚之征，其实胖大舌属湿盛者不少，不可概指为虚。又有舌质色淡，甚至苍白无华，多见于贫血严重的病人，不可据此就言血虚而率投补剂，应细察导致血虚的原因。此时舌苔的情况更应注意，若舌苔垢厚或糙老，或腻浊，皆属邪气阻滞，功能失调，而致血虚。当先祛邪，邪去则血可自生矣。总之，舌红必然是热，舌淡未必是虚，此为要诀。

三、观色举要

这里所说观色之色并非单纯指颜色的赤白黄青黑，还应包括形体、神气、眼目等诊察内容。

《内经》云：“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所以，察色是中医诊断的重要内容，而审视清浊则是观色的诀窍之一。赵氏对此最有心得。

从形体色泽审知病人的体质类型，对于辨证施治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形体肥胖者多湿多痰多气虚，若形肥而色白，多为痰湿或阳气不足，若形肥而色黄垢如油蒙面，则为湿热素盛，或为痰湿蕴热，不可作气虚看。形体瘦削干枯者，阴虚火旺体质，若兼色苍赤，为木火体质，其人性情急躁，心烦易怒，夜寐梦多，病多火化。面色平素红赤为阳热之体。素来唇红如朱，甚至紫滞者，是血热之象。了解病人的体质类型对指导用药很有益处，但要注意形体面色的异常变化。如长期服用激素的人呈满月脸，水牛背，面色苍白，状如阳虚气虚，然而并非阳气不足，实为阳亢热郁，须参合脉证方可定夺。

临床诊察神气十分重要，尤其对危重病人更必不可少。经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察神气须观眼目。目光炯炯，必是火热亢盛之证。目光呆滞则神气不足。二目上吊，或直视，斜视，是中枢神经受累，动风之象。在急危重证，必须检查瞳孔，或散大，或边缘不整，或两侧瞳孔不等大，或对光反射减弱，甚至消失，这些现代医学的检查方法，必须借助，以了解神气的存亡。

五色主病，古已有之。如红赤为热，黄主湿，青主风与痛，白为气血虚，黑主水气与阳虚等。

都有一定道理，更须与部位联系起来，作为脏腑定位的一个依据。但不能单凭某一种色就判断其病的虚实。观色的诀窍在于察其清浊。其浊如污垢附着状，无论何色，皆是邪气阻滞之象，不可作虚论治。如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患者大多表现出严重的贫血，面色苍白或萎黄，似属气血大虚，然这种肾性贫血的苍白或萎黄面色有如污垢附着，为晦浊色，究其原因，乃血中毒废物质蓄积，不得排泄，故非纯虚，而属实邪阻滞，新血不生，不可作虚治。

又凡病多有兼郁者，面色也有所反映。郁有种种不同，有情志之郁、湿郁、火郁等。若情志之郁，其人面带愁容，闷闷不乐，面色多晦暗，欠华润，治在心肝脾经。若为水湿之郁，则面白且浮，治当宣气机，开湿郁，风以胜之。若为火郁，则面色苍浊，或红赤，若火热为寒凉所遏而闭郁于内者，面色暗滞，急开其闭，宗火郁发之为治。若血分瘀滞，则面色晦暗滞浊，盖血行不畅，不能荣于面也。

四、审症求因

症即症状，既是促使患者就医的原因，又是医生施治的直接目标。因此，辨析症状是十分重要的。症状有两类，一类是他觉症状，如发热、昏迷、半身不遂等，通过医生的物理检查可以察知；一类是自觉症状，如头晕、头痛、恶心、脘痞等，须由病人主诉而获得。两类症状同样重要。

对症状的收集要详尽完全，不要遗漏。从发病到现在症，一一详明。对于前段的治疗经过也应详细了解，以便分析得失，以提供借鉴。对于所收集到的现在症状，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抓住主要症状，即所谓抓主症，由此而决定治疗方向。如患者急性发病，身热，头痛，咽红，口渴，心烦，尿黄，便干，一系列症状中发热是主要的，应作为主攻方向。

但中医治疗的特点并不是见症治症，而是主张从根本上治疗，即所谓治病必求于本。这就须要审症求因。审症求因就是要找出导致病证的原因。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要用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的观点去分析病症，查找原因。任何一个症状的出现都可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原因。作为医生必须时刻明白，任何一个症状的出现，虚能这样，实也能这样，寒能这样，热也能这样。如腹泻可能是脾虚作泻，也可能是火热致泻。腰痛可能是肾虚的表现，也可是湿热阻滞经络的结果。病人时时畏寒，可能是阳虚卫外不固，也可能是热郁于内，阳气不布所致。四肢厥冷既可见于亡阳欲脱的虚寒证，又可见于热深厥深的实热证。古人所说“大实如羸状，至虚有盛候”，就说明了这种疾病的表现和其本质的不一致性。现实临床中所以常常发生误诊误治，主要就是因为一些医生不懂得两分法两点论，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往往用固定的观点去看问题，把一些常见的症状用虚或实或寒或热的框架固定起来，如五更泻属肾虚，腰痛为肾虚，阳痿为命门火衰之类。如果一个医生被这种约定俗成的观点束缚起来，那么他就会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诊治疾病，并且还自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传统理论。例如用古代“肾主虚”的观点来看待现代医学的慢性肾病，就造成了把肾炎当做肾虚而用补肾的方法治疗，这就完全违背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精神。

所以，赵氏特别强调审证求因，找出病证的根本原因，抓住疾病的本质；强调用两点论的观点去审症辨证。对于任何一个症状都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进行分析。不只是看到常见的大家所公认的原因，不仅仅用传统的辨证思路去思考分析。要学会“反其道而行之”的思维方法。

这就是《内经》所强调的“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虚者责之，盛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而令调达”的辨证施治原则。也就是赵氏所主张的用两点论去审证求因的例子。

五、重在客观

赵氏诊断疾病的特点是重视客观依据。所谓客观依据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医四诊所得的脉、舌、色、症情况。二是指要参考现代医学的各项检查结果。

有人说，中医诊断缺乏客观依据。赵氏认为不然。脉、舌、色、症就是中医诊断的客观依据。中医对脉、舌、色、症的诊察不但有定性的标准，也有量化的内涵。不过目前还无法用仪器检测表示出来。但在有经验的医生是心中有数的。如脉象的浮、沉、迟、数；舌的红、绛、青、紫，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中医诊断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四诊合参，即把脉、舌、色、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赵氏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病的脉、舌、色、症的反映总是一致的。例如症见发热，口渴，心烦，为热盛之象，而脉数，舌红，苔黄，色赤，也都为阳盛之征，这样脉、舌、色、症完全一致，可以确诊为热盛之病。这样的诊断结果是没有疑问的。有时候，脉、舌、色、症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如恶寒而脉数，舌红，发热而脉微，舌淡，在这种情况下就须要医生慎重辨别真伪，进行正确的取舍。中医理论中有“舍脉从症”，“舍症从脉”之说，就是指此而言。一般来说，症状的变化较多，容易出现假象，脉舌却相对稳定，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机体的真实情况。面部的色泽变化是机体病变的外部反映，其意义与症相同，但又有其特殊的诊断意义。总之，症与脉比较，应以脉为主。但脉也可能出现假象，脉的假象多出现在浮中部位，沉部的脉象一定反映了病证的本质。所以症假求之脉，脉假求之沉部，再结合舌象和色泽的异常，就能把握住疾病的本质。这一观点和方法对于分别疾病的寒热虚实，把握治疗的大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赵氏在临床诊疗中非常重视参考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把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同中医辨证结合起来。他认为面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现代复杂的疾病，单用传统的中医诊断方法是不够的，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也应当用来为中医诊治疾病服务。在诊治急慢性传染性或感染性疾病时，赵氏非常注意病人的血常规检验。如果发热病人查血白细胞总数和中性增高，那就说明存在细菌感染，宜用温病方法辨治；如果白细胞总数及中性不高，则适用伤寒方法辨治。再如，肾炎病人尿中出现蛋白和红白细胞，是一种出血的表现，肾衰病人血肌酐和尿素氮上升，则说明邪毒蕴郁蓄积于血分。一病人作CT发现颅缝加宽，西医诊断为脑积水，结合脉濡舌白苔腻，形肥色白，眩晕等表现，赵氏诊断为水湿停蓄，三焦不利，投以化气行水，疏风胜湿之剂即愈。现代医学的高尖检查手段在赵氏看来并非可望不可及，而是必须加以利用的。

赵氏不独在诊断中注重参考现代医学检查结果，而且主张在判断治疗效果时也应当以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为依据。例如肾炎病人浮肿消，腰痛止不能说痊愈，必须看化验结果，尿检转阴持续3个月不复发才能定为临床治愈。糖尿病人口渴止，症状消，不能算痊愈，必须血糖尿糖恢复正常才能算痊愈。这才是严格的科学的态度。

六、以法统方

赵氏临床诊治特色之一是注重辨证立法，以法统方。不拘泥于一方一药的运用，而是在详辨证，明病机的基础上，首先确立治法，法立而方药随之。遣药组方随证施治，灵活多变，虽变而不离其法。故赵氏用药虽无一定之方，而有一定之法。证虽有变而病机未变者，法亦不变，病虽不同，病机相同者，法亦相同。同是一病，因人而患，病机不同者，法亦不同。故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特色得以充分体现。

立法的基础是辨证，辨证的目的在于明确病机。只有病机明，才能立法准。故赵氏强调合参脉、舌、色、症，综合分析，以把握病机。除此之外，还要详细询问病史，了解以前的用药治疗情况，为辨证立法提供借鉴。如五更泄泻日久不愈，历用四神丸补涩不效，症见黎明即泻，腹中绞痛，泻势急迫，气味恶臭，泻后痛减，脉象弦滑，按之有力，舌红苔白根厚，此为肝胆郁热乘少阳当令之时犯脾，故令黎明作泻，治以疏调木土方法，苦坚以泄其热，甘缓以理脾土，升和以疏木郁，则晨泄自止矣。

赵氏分析病机特别注重对脉象进行分析，从而抓住疾病的本质。如患者头痛眩晕，失眠梦多，诊脉弦细且数，则云：弦主肝木之郁，细为脏阴之亏，数则内热之征，全是肝郁化火，劫伤阴血，拟用养血育阴，清泄肝木方法。赵氏对于脉象与病机的内在联系深有研究，其于《文魁脉学》中列数复合脉象800余条，每条脉象均注明其所主病机，并拟定治法。如能循此研究，必能大有益于临床也。

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是中医临床特色。针对病机确立治法以统方药治疗，这种模式最能反映出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特色。例如，赵氏在治疗现代医学的泌尿系统疾病时，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肾小管酸中毒，紫癜肾，慢性肾功能衰竭等慢性肾病均采用凉血化瘀方法为主，兼以随证加减，常可取得显著疗效。这类疾病根据中医辨证，其病机同为热郁营血，故均宜凉血化瘀为治疗的基本原则。对于并非同一系统的疾病，只要病机相同，便可采用同一治法，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毒性心肌炎，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因其病机也为热入血分，故治法不外凉血化瘀为基本。尝见赵氏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用药与肾炎方大致相同，而收效甚显，问其故，师曰：病虽两而病机如一，是以立法同而用药相仿也。中医的异病同治，神妙有如此者。

至于同病异治，因其病机不同，而立法用药皆不同也。例如，赵氏治疗阳痿，有肝郁者疏肝而愈，湿热成痿者用清化湿热法而愈，命门火衰者温阳补火而愈。是病同而治异，盖因其病机有异故也。

赵氏的以法统方并不拘于成方成药，而是依法遣药组方，往往信手拈来，即成一方，析之绝无成方的痕迹，而又与立法无不吻合，其方药又多变化。法未更，药已变。初学者常有捉摸不定之感。殊不知赵氏深明药性，故能以临阵换将，而所换又恰到好处。常常见到有人治病非某药不治。赵氏指出，此言差矣。药用其性味，性味相同者何止千百？言病非某药不治者，非为玄奇，即是推诿，此风不可长也，当深究药性，以应临证无穷之变化。

七、用药轻灵

赵氏临床用药以轻灵见长，处方药味少，分量轻，效果好。已故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曾誉之“平正轻灵一名医”，可谓当之无愧。赵氏临证特点，详于辨证，严于立法，精于用药。处方选药必合于法，丝丝入扣，不玄虚，不猎奇，普普通通，皆合于法度，是谓平正；用药少，用量轻，灵活多变而不拘于成方，活泼而不呆滞，一用即效，故谓之轻灵。此等风格得之师授家传，长期熏陶磨炼而成，犹有清宫御医遗风。

时下医风趋向复方大剂，动辄堆砌十五六味甚至二三十味药，似乎药越多效果就越好。其实不然。用药贵在合乎病机，对症之方，药不在多，药多则互相牵制，反而影响疗效。若病人每诉一症状，医生就挥笔录上所谓的对症之药，则必然杂乱无章，难免广络原野之讥矣。赵氏用药处方一般不过七八味，很少超出十几味者。有时处以三四味药，甚至一二味药即能成方取效。一友人侨居美国，爱妻产后尿闭，住院治疗十余日不见效果，花费已逾万元美金，不得已打长途求救于赵氏。赵氏根据既往经验，处以一味紫苏煎汤代茶，随意饮之。病人服后小便即通。万元美金未能治愈的尿闭症用一味紫苏（价值人民币几角钱）治好了，岂不神哉！此开源畅流法，宣上以导下，一味独用，力专而效宏。与此相仿的一个病例是在十年动乱中，一职工突患尿闭，经中西药治疗无效，遂求治于赵氏，时赵氏在牛棚中，无权处方，即嘱病人外购杏仁、防风、苏叶三味同煎代茶，病人遵嘱饮之即愈。赵氏认为用药取效的关键在于恰合病机，药中病机，虽少必效。反之，药愈多，愈杂乱，互相掣肘，反而不效矣。赵氏曾以武术之道喻之，武术中有四两拨千斤之法，是以轻制重，必须把握时机，方向、力量，分毫不差，方可奏效。中医用药治病的道理与此相仿，必须切中病机，方可获效。

赵氏用药的特色不但药味少，而且用量轻，一般药10克已足，药性较强的药用1～3克，因人因病因药而异。如黄连、龙胆草味重之品用2克已足够，过用则伤胃气。大黄强人可用3～6克，弱者0.5克。疏风之品如荆芥、防风、白芷、独活之类用6克，小儿尚须减半。赵氏处方用药既少又轻，又极少用贵重药品。药包甚小，药价甚低。以至于一些初诊病人拿到药后不免心生疑虑。因为他们在别处治疗，药多价贵还未见效。赵氏处药如此之少，价格如此之低何以生效？赵氏遇此每每告诉病人，治病就好比用钥匙开锁，用金子打一个钥匙未必能开开锁，打一个特大的钥匙也未能开开锁，而用小铁片打一把钥匙，只要合于机窍，轻轻一转，就能把锁打开。治病用药就好比打开锁的钥匙，不在药的多少轻重和它的价格。药中病机，一用就灵。

八、开门逐邪

所谓开门逐邪，是指要给邪气以出路，使之排出体外，这是赵氏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的指导思想。赵氏认为，凡疾病之产生，多由邪气引起。不管邪气从外部侵入，还是体内产生，总是一种有害于人体的有毒物质，故中医统称之邪气，是导致人体功能失调，产生各种病症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疗疾病就应当注重祛邪。凡有邪气存留于体内，其病必不能痊愈，故应当首先考虑祛邪。古人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张从正就有“病由邪生，攻邪已病，邪去正复”之论。就祛邪和扶正二者的轻重来分，赵氏是主张祛邪为主的。因为所谓的正虚不足，无非是气血津液的不足，或表现为脏腑功能的低下，气血津液的不足责之于脏腑功能失调，其功能低下也是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脏腑功能失调往往是由于邪气的阻滞引起来的。因此，只有祛除邪气，才能恢复脏腑功能，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气血津液自然生化无穷，则虚证自愈。所以祛邪与扶正具有辨证的统一。祛邪是手段，调整脏腑功能使之恢复正常是目的，虚证得补则是客观效果。

邪气既非人身所素有，祛邪就必须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排出体外。换句话说，就是要开放门户，驱邪外出，所以叫开门逐邪。无论有形之邪，还是无形之邪，都不可能在体内自生自灭。必须祛之外出，才能排出体外。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病邪性质，所居部位等选择恰当的通道。一般来说应因势利导，就近祛邪。古人有汗吐下三法祛邪论，在上者吐而出之，在表者汗而出之，在里者下而出之。就目前临床所常用的方法而论，吐法因其太过峻利而很少应用。汗法和下法则比较常用。赵氏临床所用祛邪外出的方法亦从汗下引申而来。概括而言，其祛邪方法有三种，一曰开鬼门，二曰洁净府，三曰通谷道。开鬼门俗解为发汗，其实并非单纯的发汗解表。其用治伤寒表实证可谓发汗，伤风表虚可谓解肌，在温病初起可称作疏卫，在温病邪入营分名透热转气，在杂病可谓宣阳解郁。总之使营卫调和，腠理疏通，毛窍开达，津津汗出，邪气透出体外。尤其是在外感病症，外邪深入，高热不退，俗医一见高热，便投寒凉，全不思《内经》“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道理，但知用寒凉清热，致寒凉凝结，闭住邪气，逼邪陷入营分，而致神昏，继而重用三宝，欲其凉开，殊料寒凉更甚，邪愈难出矣。此时的正确治法，当疏解为主，开其闭郁，疏其腠理，则汗出凑凑，热退神清矣。赵氏名此法为开天窗。谓外闭愈甚，里热愈炽，治之当于密室之顶畅开天窗，则里热一涌而出矣。开天窗法用药宜轻，宣阳解郁开闭是其法则。药如淡豆豉、炒山栀、前胡、杏仁、枇杷叶之类。学者宜触类旁通。

至于洁净府、通谷道二法，亦为逐邪之要法。洁净府即利小便，祛邪从小便离去，治湿邪尤重此法。古人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利小便不专在“利”字上作文章，重在通阳化气，宣肺气以通其源，源清则流畅矣。通谷道即利大便，保持大便的通畅。糟粕宿粪与热相搏，为害非浅，通谷道，畅三焦，里通则表和，邪去而正复。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子和之论信非虚焉。

九、攻补兼施

攻补兼施是临床常用的治法。自古以来从实践中发展了多种攻补兼施的治疗方法。如攻补合方，即攻邪药和扶正药共同组方，是临床最常用的一种。又有攻补分剂而投，交替施用，李士材治瘀积，先补益数日，继以攻伐，屡攻屡补，以平为期。又有一法，于一日之中，攻补交替施用，叶天士治痰饮，朝服肾气丸以补肾，午服茯苓饮以涤饮，用法巧妙。另有攻补分剂而同服者，叶天士医案中治内饮用人参煎汤送下真武汤，苓桂术甘汤送下都气丸，前者是补汤送攻丸，后者是攻汤下补丸，匠心独具，不愧一代名医。若暴病邪实非猛药不除者，古有峻补剂中重用人参以固元气而行药力，如四磨饮之用人参，三生饮之加人参之例。若邪实正虚，病势危殆，攻补兼施，势在必行，如同背水一战，黄龙汤、加减黄龙汤是其例。然其胜算不过五五之分。赵氏之用攻补兼施有与众不同者。虽也属攻补分剂而施，然用法巧妙。妙在准确地把握时机，攻邪扶正，各奏其功。如治一八旬老人患温热病后期热退而身体羸弱，大便闭结已逾半月，脘腹胀满，舌苔焦干，脉象弦细，论证当用大承气攻下燥屎，然高龄体弱，不堪峻攻，若单用承气攻之，恐其便通之即便是气脱之时。赵氏为疏二方，一方为大承气，立煎即服，另方为人参粥，预煮备用。患者服大承气后四时许，腹中响动，便意已至，此时急令食人参粥一大碗，然后入厕，得大下燥屎甚多，而患者神清气爽，毫无惫色，高龄久病体弱，竟得大下而愈，实得力于攻补兼施，分剂而投，时机掌握恰到好处，真可谓早一剂不必，晚一刻不及。赵氏用此法也从其先师韩一斋处学来。赵氏尝谓，攻补兼施之法非攻药补药同集一方，要在恰合病情。是以攻补分剂而投较之攻补杂合一方为优，攻邪扶正，各自奏功，无互相掣肘之弊。赵氏治疗慢性肾病属热郁血分，又见气虚水湿泛滥，一身浮肿者，投凉血化瘀，疏风化湿之剂，另用生黄芪60～80克煎汤代茶，攻补两不妨碍，而能相得益彰矣。总之，攻补兼施并非单纯的补泻同用，临床宜审证制宜，灵活变通，方能尽其妙用。

十、善用风药

善用风药是赵氏临床用药的最显著的特色。所谓风药，是指那些质轻气清具有疏解宣透作用的药物，如荆芥、防风、苏叶、白芷、独活、柴胡、升麻、葛根、牛蒡子、蔓荆子、藁本等，其药皆具辛味，性平或温，属传统的解表类药物。赵氏擅长运用这类风药，其应用范围远远超出了解表祛邪，而有许多妙用。

用于升阳。风药轻清上浮，善能升发脾胃清阳之气。凡升降失常，清阳不升，泄利腹胀纳呆脘痞，必调气机，升清阳，清阳升则泄利自止，浊阴降则䐜胀自除，如葛根、防风之类为必用之品。

用于疏肝。肝喜条达而恶抑郁。凡肝气不舒，胁肋胀满作痛，嗳气太息，脉沉且弦，当疏肝解郁，宜用风药，如柴胡、苏叶、防风等，风药具升发之功，能遂肝木上升条达之性，故能疏之。

用于宣阳。凡阳气郁而不伸者，或为低热不退，或为心胸憋闷，必有他邪郁遏阳气，宜察其所在而调之，并参以风药宣布阳气则愈。

用于发散火郁。火郁者，火热内郁不得宣泄，其人必发热，烦躁，甚则懔懔恶寒，四肢厥逆。

此为阳厥，火热内郁不达于外所致。经云“火郁发之”。王注云：发之即汗之，发汗令疏散也。

宜用风药，疏其腠理，火郁可得外泄。

用于疏卫。疏卫即疏解肺卫，令营卫和，腠理开。不独温病卫分证须用疏卫方法，凡病不论内伤外感，但有腠理闭郁者，皆当先疏之，上述宣阳，发散火郁皆有此意。推而广之，凡病有邪者，皆宜先疏解卫分，令腠理调和，而后再视邪之所在而治之。疏卫宜用风药。

用于透热转气。温病邪入营分，当用透热转气法，使邪气透出气分而解。如何透热转气？用风药疏解之为重要方法。疏之则腠理开，微汗出，气机通畅，邪气自营分透出矣。

用于透出血分伏邪。杂病热郁营血，深伏不解，但用清营凉血方法难于取效，必兼用风药宣解，使血分伏邪有外透之机。名曰清化方法，凉血为清，风药入血透邪外出则邪自化解。赵氏治慢性肾病用凉血化瘀为主，必兼用风药，即是此义。

用于胜湿邪。湿邪胶固难化，治之不外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诸法之外，又有风以胜湿之法，为赵氏所常用。湿乃土之气，风乃木之气，木能胜土，风能胜湿，乃五行相胜之理，湿盛于地，唯风能干之，亦自然之理。风药味辛能行善散，疏调气机，内利三焦，外通腠理，使湿邪外出有路。故凡湿热为病，必假风药以胜之为上策。

用于消水肿。凡水湿泛滥肌肤为肿，或水饮积于体腔为胸水腹水者，治之不可不用风药。

开鬼门则水湿可去，水肿可消。《金匮》云：“腰以上肿者当发汗。”发汗者疏通腠理之义也，非风药而不能为之。

用于利水道。《金匮》云：“腰以下肿者当利小便。”利小便是目的，是效果。用风药可利之。

盖风药善能宣肺气，肺为水之上源，肺气宣则水道利，俗谓提壶揭盖之法也。故凡小便不利者，不可忘记用风药宣肺亦能利水也。

用治下焦之病。下焦者，肝肾膀胱大小肠属之。凡病属邪在下焦者，当用风药行经以提出邪气。东垣云：凡下焦肝肾之病非用风药行经不可。邪在下焦，深入阴血，其藏甚深，非用风药不能透邪外出。故赵氏每用风药治疗肝肾之病，收效甚佳，是其例也。

用于疏调气机。凡气机不调为病者，常法行气而已。赵氏则常配以风药，风药味辛，能行能散能通，善能通利气机，开郁散结，故宜配伍用之。

用于通行经络。凡因邪气滞经络者，宜用风药行经通络。如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麻木不仁，皆是经络阻滞不通之故，宜借风药行散之力而通之则效。

用于利咽喉。凡咽喉红肿疼痛，为喉痹、乳蛾之类，甚至汤水不能下咽者，为火郁之甚。不可专事清凉，应合风药以消肿利咽，亦火郁发之之义。

用于止搔痒。若皮肤搔痒，为风湿热邪蕴蓄血分，凉血清热之外，宜加风药疏散，则腠理和调，其痒自止矣。

用于行药力。凡组方之要，贵在灵动。尤其滋补之剂，最忌呆滞。若纯用补药，则少运化之力而难以取效矣。必于补剂之中，稍加风药，则全方灵动，运化补益之方，非风药莫属。

赵氏运用风药，有出神入化之妙，得心应手之效，堪称一绝。值得研究效法。

十一、饮食调控

注重饮食调控，强调饮食禁忌，是赵氏临床上又一大特色。赵氏认为，饮食的失调往往是导致疾病发生和影响疾病转归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治疗疾病不能单纯地依赖药物，有些疾病必须配合饮食调控才能向愈。中国古代医学对饮食禁忌十分重视，翻开中医古医方书，很多方治条下明确注明应忌食的种类。至今民间习俗，在看病取方时往往加问医生“需要忌口否？”然而今日的大多数医生对饮食禁忌不以为然，总想单凭药物就能创造奇迹，结果是很多疾病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赵氏十分重视饮食禁忌的作用，把饮食调控作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兹举例为证。

热病当忌肉食及多食，否则就会造成缠绵难愈或致愈后复发。这一点，早在《内经》中就已明确了。《素问·热论》指出：“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遗，此其禁也。”赵氏一贯强调，凡热性病，不论伤寒温病，其在病程中或病愈初恢复期，皆当禁忌肥甘油腻，辛辣厚味食物，以免病情加重或遗后患。有患者李某，26岁，男性，某名牌大学研究生，某年春初患感冒发热，其父母疼爱心切，以为发烧则消耗体力，于是每日加餐，鸡鸭鱼肉，外加奶油蛋糕，作为任务，制令食之，致其发热三月不退。至夏初，身裹重棉前来就诊。赵氏令其即停一切营养食品，每日但食窝头少许，菜蔬若干，棒子面粥为主食，心里美切丝凉拌为副食。另拟方清化湿热，疏调胃肠，消导食滞，一周热退而愈。此例说明，饮食禁忌对于热病的治疗预后多么重要，切不可等闲视之。

慢性肾病当忌食蛋白，前已论之甚详，其理不赘述，姑以实例证之。某大学一学生张某患肾病综合征三年不愈，休学在家，其父母为高级西医，深知失蛋白补蛋白之重要。规定食谱，每周三只炖鸡，连汤带肉，食之务尽。如此三年，患者卧床不起，面色惨白，形如鬼魅，尿蛋白持续强阳性（＋＋＋＋）。初诊时赵氏令其停食一切蛋白食物，其父母犹豫不决，以为蛋白丢失如此之多，再禁止摄入蛋白，岂不营养不良，后经反复考虑，决定遵医嘱一试。不料开始治疗一周后，尿蛋白就开始下降，2月后完全转阴。治疗半年余，临床治愈。两种饮食，两种结果，饮食禁忌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痛风病人当忌食动物内脏，这是现代医学所承认的。因其体内嘌呤代谢紊乱，致血中尿酸增高，沉积于关节部位，发为痛风，堵塞肾血管，可致肾功能不全，名痛风肾，若不禁饮食，则其病难愈。

高血脂病，以及单纯性肥胖等大多因饮食过度、饮食结构不合理和营养过剩，有必要控制饮食，才能收到效果。患者戴某，形体壮盛，嗜食肥甘厚味，40岁以后血脂过高，甚为忧虑。后经医生调治，令其素食，并加强运动锻炼，数月后血脂恢复正常。

1982年，赵氏访问新加坡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叫“牛吃草论”。大意是说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属虎，宜于吃肉，一种属牛适合吃草，即素食为主。牛是天生的食草动物，吃的虽只是草，但拉车耕田，气力甚大。若让牛改吃肉，结果可想而知。人也一样，若让习惯于素食的人突然以肉食为主，那也一定会出问题的。当然人是杂食动物，“草”肉兼食，但总有个主次问题，中国人的体质千百年遗传下来的是以谷物菜蔬为主，突然生活提高到以肉食为主，就有人适应不了，就会生病。所以饮食结构要合理，应根据个体情况合理安排。患病之后更应查找饮食上的原因，该忌口的一定忌口，以利治疗和恢复健康。

饮食禁忌内容很多。除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应调整外，还有一些普通的常识应了解，如辛辣刺激性食物容易上火助热，甜食易助湿生痰，冷饮易阻遏气机，硬物则妨碍消化，油腻过多会腻胃，并易诱发胆绞痛等等。均须予以重视。要分析病机，遵守禁忌，讲清道理，使患者自觉配合，才能取得预期的治疗效果。无论养生治病，饮食调控都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运动锻炼

注重运动锻炼，强调运动锻炼对治疗和康复的作用，把运动锻炼作为临床治疗疾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认真地严格地指导病人进行合理的运动锻炼，这是赵氏临床中的又一显著特色。

人患了疾病，就要治疗，就要休息，就要养病，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大多数人，无论医护人员还是患者家属，对休息和养病的理解并不全面。他们往往过分强调一种消极的休息和养病的方式，让病人尽量地减少运动，甚至要求绝对卧床休息，以致形成约定俗成的惯例，得了病就得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度过。

中医理论认为，世界是恒动的，静止是相对的，动与静是辨证的统一。动是占主导地位，静是第二位的。人生在世，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符合人的生理需要，能促进气血的流通，增强脏腑的功能，提高人的抗病能力。对于病人来说，又能加强治疗的效果，调整脏腑功能，促进机体的修复和康复。

赵氏从那时尝到了锻炼的好处，至今30余年，每日坚持锻炼，风雨霜雪不能为阻，身体壮实倍胜昔日。1972年动乱之中，赵氏郁愤交加，突然失音，经专家检查，断为喉癌，建议手术切除，安装人工喉。赵氏婉言谢绝，归来以自我锻炼为主，兼服中药。不数月，诸症皆失，病灶全消，又执教鞭登讲坛，授业传道矣。

至于运动锻炼的方式以散步走路为最佳。赵氏得名师传授太极拳、八卦掌等功法，几十年习拳练掌不辍，总结心得体会，得出一个结论，叫作“百炼不如一走”。又曰“走为百炼之祖”。

走步是一切锻炼方法的基础。或快如竞走，或慢如散步，轻松自然，遂心随意，无需动作要领，无需呼吸配合，无需意念专注，畅气血，利关节，和百脉，强心益肺，和脾健胃，调肝固肾，五脏和调，百骸舒畅，精神倍增，体力日健，人人行之有百益而无一弊。惟须坚持不懈，方可获益于不知不觉之中。养生治病，皆当唯此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