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营血辨治杂病说
中医学的临床辨证体系有三，伤寒六经辨证、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内科脏腑辨证，三者各成体系，皆是古人长期临床经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的结晶，指导临床，使人有临证成法可依，其功莫大焉。然而，当今面临现代医学众多的疑难病证的挑战，如何提高中医辨证识病的水平已成为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原有的三大辨证体系已不敷应用，若再各自为阵则无发展可言。惟有扩大思路，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提高中医辨治疑难病证的水平。赵氏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同样适用于一些内科疑难杂病的辨治，在坚持脏腑辨证的基础上从营血辨治更能把握住疾病的本质。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人身不过气血，任何疾病，无论其在何脏腑，都无一例外地影响到气血发生改变。而就气血二者的关系看，互相为用，至为密切，气病日久，必传至血分受病，在温病是这样，在内科杂病，乃至妇、儿、皮、外、五官诸科无一例外，故前贤云“初病在经在气，久病入络入血。”况疑难病，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迁延日久，血分未有不受病者。赵氏根据这一理论，对一些现代医学的疑难病证从营血受病的角度分析其病机，把握其本质，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例如，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紫癜肾，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慢性肝炎，肝硬化，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过敏性紫癜，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毒性心肌炎，白塞氏综合征，干燥综合征，子宫肌瘤，牛皮癣等现代医学的难治之病，虽然涉及到不同的脏腑和系统，但其共同的病理机制是血分受病，大多具有热在营血的临床特征，如脉象沉数或滑数有力，舌质红赤，起刺，心烦急躁，夜寐梦多等。再从现代医学诊断角度看，凡血尿常规或其他生化检验指标的异常也应作为营血受病的重要依据。如慢性肾病在尿中出现蛋白质、红白细胞和管型，肾功能衰竭病人的血肌酐和血中尿素氮的增高，再生障碍性贫血者全血细胞减少，白血病患者骨髓象和周围血象的异常等更是营血受病的确证。一些疾病以症积肿块为主要表现者，如肝病的肝脾肿大与硬化，子宫肌瘤，各种息肉以及癌肿等更说明血分瘀滞较重。还有表现为皮肤或粘膜损害的疾病，紫癜、红斑或溃疡的出现，也是血分郁热的外露之象。上述疾病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病程长，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也是血分受病的一种表现。若论其营血受病的性质，则以热瘀为主，无论其病始之因为风、寒、湿、暑、痰、瘀、食、毒，入营血后即与血结，郁而化热，致脉络瘀阻。故热郁营血，络脉瘀阻即可概括上属疾病的基本病理。治疗当以清营凉血化瘀通络为基本原则。临床上常可见到有人把慢性肾病的腰痛水肿当作肾虚治，白血病、再障的贫血乏力当作脾虚血亏；把心肌炎的心悸气短当作心气虚，这种以脏腑虚损立论的辨证方法是机械地搬用脏腑辨证所致，只看到表面现象，未能细致地分析疾病的本质。从营血辨治现代医学的一些疑难病是赵氏的一个创见，接受这一观点须要有打破传统观点的勇气。但这一观点与脏腑辨证并无矛盾，而且是对脏腑辨证的补充和发展，对于用中医理论辨析现代疑难病的本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二、髓病说
髓为奇恒之腑之一，有骨髓，有脊髓，有脑髓，三者相贯连属，皆精气所化生，其满溢，又与水谷营养相关。《灵枢·决气篇》云：“谷入气满，淖泽注入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关于髓之为病，有虚实两个方面。虚者人所共知，如经云“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妄卧”。此类病证由精虚髓不能充盈，表现为虚弱症状，当治以填精补肾方法，为临床所常用。又有髓病之属热属实者，病发辄暴死，人多忽之。《灵枢·热病》云“热在髓，死，不可治”。又云“髓热者死”。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热毒入于骨髓者病必危重，难以救疗。证之今日临床，病发于髓而属实属热者为数不少。现代医学中造血系统功能障碍的一些疾病如各型急慢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其在病理上的共同特征都是造血机能异常，作骨穿涂片检查，可以现髓象异常，因此，这类疾病都可归入髓病范畴。过去对这类疾病的认识，总是局限于其虚弱的证候表现，如显著的贫血貌，反复的出血倾向和其他的虚弱症状，因而认为这类疾病多属气血双亏，脾肾两虚等，治疗以温补为主，而收效甚微，大多数情况是越治越重。赵氏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并结合理论分析，指出类似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应属“髓病”，热毒深入骨髓所致，其热毒的来源，既可能是后天感染，也可能是与生俱来。潜伏体内，待时而发，应以伏气温病视之，其症状与温病营血证相似，如发斑，出血，发热烦急，梦多，舌绛，脉数等。其病根较之温病营血证更深一层，是热在骨髓。治疗当以凉血育阴为主，参以透热外出，将髓中之热毒渐渐透出，则可望血象、髓象日益改善，病情日趋缓解稳定。虽未必能彻底根治，但可以确保长期稳定，减少复发，降低死亡率。较之先前治疗本病率用温补而致险象环生者，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临床证明，赵氏这种理论和经验确实行之有效。说明髓热病说确有其指导价值，尤其是对造血系统疑难病的辨治开辟了一条新路。
三、慢性肾病新说
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功能衰竭等慢性肾系疾病是世界上公认的难治之病。目前，中西医学对这类疾病都缺乏特效的根治办法。赵氏通过60年的临床实践体会到用传统的方法治疗慢性肾病之所以效果不好，主要原因在于对慢性肾病病机的传统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正确的。因此，有必要对慢性肾病的病因病机进行深入探讨，突破传统观点，提出新理论，这样才能另辟蹊径，提高疗效。赵氏本着这一精神，经过多年探讨和反复的临床验证，提出来一系列全新的观点，用以指导临床，采用中药治疗配合饮食调控和运动锻炼的综合疗法，治疗慢性肾病获得满意疗效。其新说既不同于中医传统的观点，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传统认识，约为四点，分述于下。
1．慢性肾病非虚说
慢性肾病即是肾虚，这是中医学中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点。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治疗慢性肾病大多以补肾为主，六味丸八味丸是临床常用之方。间有以本虚标实立论者，仍以扶正固本为主要治法。这种把慢性肾病看作肾虚的观点，显然是受了古代医家“肾主虚”论的影响而形成的。这无疑是把中医理论上的“肾”同现代医学解剖学上的肾脏等同起来了，犯了一种对号入座的错误。古人所谓的“肾主虚”是仅限定于肾主生殖发育而言，现代医学的肾脏则是人体的泌尿器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慢性肾病不是生殖系疾病，而是泌尿系疾病，其病位是解剖上的肾脏实质。因此，不能套用古代中医学中肾主虚的理论指导探讨慢性肾病的病机，而应当立足临床进行辨析。从其临床表现看，慢性肾病患者确实会出现一些虚弱性症状，如面色苍白或萎黄不泽，神疲乏力，腰酸膝软，夜多小便等。这也是促使人们把慢性肾病当作肾虚的原因之一。但虚弱症状的出现并不等于其病的本质是虚。《内经》中“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虚者责之，盛者责之”之训就是明确地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症状的出现都可能存在着虚实两方面的原因。古人云“大实若羸状，至虚有盛候”，说明症状和病的本质常常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内经》非常强调“治病必求其本”，临床上就须要通过对症状的全面辨析而求其病本。
根据脉、舌、色、症和病史对慢性肾病进行综合辨析就可以发现：其一，从病史看，慢性肾病多由急性肾炎发展而来，病始于感受外邪而未得根治，病程中又常因感冒或感染而反复加重，可谓是旧邪未去，新邪又至，日愈久，邪愈深，是邪实之为病；其二，从症状看，患者常见心急烦躁，夜寐梦多，便干溲赤，皮肤瘙痒等，皆是热盛之象；其三，从面色看，患者面色或白或黄或苍，必兼晦暗滞浊，日愈久，病愈重，色愈浊，是血分瘀滞，络脉不和之征；其四，从舌象看，多见舌红且干，苔腻根厚，舌背络脉紫黑，皆是热郁营血之征；其五，从脉象看，肾病之脉，或濡或滑或弦或细而必数，且沉取有力，若病至尿毒症期，则其六脉更显弦滑洪数，愈按愈盛，更属邪蓄成毒之象。脉症如此，何言其虚哉！纵有一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神疲，种种虚象者，参考脉之有力，苔之垢厚，可知其虚乃由邪实阻滞，经气不通，机能失调所致，是大实若羸的表现，切不可就言其虚。再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慢性肾病患者尿常规检验蛋白和血球持续阳性，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增高均可视为邪入营血的标志。至于肾脏的病理变化微血管的痉挛与堵塞，微循环障碍的形成，肾实质的肿胀，发炎，破损，硬化，甚至萎缩等病变，又无不与邪入营血络脉瘀阻相关。总之，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可定为邪入营血，络脉瘀阻，其病属实非虚，多热多瘀，治疗大忌温补，当以凉血化瘀为基本治则，参以随证施治，方与其病机相符，始能取得较好疗效。
2．慢性肾病忌食蛋白说
尿蛋白持续阳性是慢性肾病的特征之一。尤其是肾病综合征患者，大量蛋白从尿中丢失，尿蛋白定性检测常为＋＋＋～＋＋＋＋，每日丢失蛋白总量可高达10克以上。大量的蛋白丢失导致低蛋白血症，又引起高度水肿。对于这样大量蛋白从尿中丢失，现代医学的对策是鼓励患者进食高蛋白饮食。因此传统的肾病饮食原则可概括为“丢蛋白补蛋白”，并被视为治疗肾病必不可少的措施。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对此都笃信不疑，患者更是奉为救命法宝，沿用日久而不思其误。赵氏在60年代以前对这一观点同样深信不疑，照搬此法30年，屡遭失败，方知补蛋白的方法不惟无益，反而有害。60年代初赵氏在医院收治了大量的肾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采用高蛋白饮食的患者大都长期不愈，逐渐恶化，甚至不免一死，而那些摄取低蛋白饮食的患者却往往出人意料地好转。赵氏由此而悟出了“丢蛋白补蛋白”的方法是错误的，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即“丢蛋白赊蛋白”。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采用限制蛋白摄入的饮食方法配合中药辨证施治，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控制其尿蛋白的丢失，并使其逐渐恢复正常，治疗效果显著提高。从60年代到今天，赵氏不但逐步完善了肾病患者忌食蛋白的饮食方法，而且阐明了肾病忌食蛋白的机理，低蛋白饮食有助于减轻肾脏负担，有利于受损肾脏的修复。这就好比一把水壶，壶底破损，水漏不止，只往壶中添水，只能愈添愈漏，添得多，漏得多；唯有修复破损，才能彻底止其漏。补蛋白就好比添水的方法，忌蛋白就好比先堵其漏，孰优孰劣，不言而喻。低蛋白饮食有助于消除蛋白尿这一观点，国际上80年代始有所报道，并由实验和临床得以证实，赵氏的肾病忌食蛋白的观点实际领先了10余年。
3．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说
现代医学对于慢性肾病的调养原则是静养为主，一般要求卧床休息，严重者则必须绝对卧床，这已成为临床惯例，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赵氏依据中医基本理论并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总结提出了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的新观点，指出慢性肾病患者卧床静养对肾脏的修复不利，不但无助于治疗，而且有可能加速肾脏趋向萎缩；而坚持适度运动则有助于肾脏的修复，加强肾脏功能，并能有效地防止肾脏萎缩。中医理论认为，恒动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从宇宙天体，到人体内环境，无处不动，无时不动。古代医家谓“动而中节”则“生生不息”，今人讲“生命在于运动”，都说明了“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的生理的基本需要。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是血行瘀滞，不管是肾脏的微循环障碍，还是肾实质的硬化萎缩，在中医看来，都是血行瘀滞，络脉瘀阻，因此，治疗慢性肾病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活血化瘀。患者的日常调养也应当以此为准则。静则血滞，动则血畅，是一定不移之理。这就是为什么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的根本原因。用药物活血化瘀只是综合治疗的一个方面，还须要患者作积极的密切配合，坚持进行主动的自我运动锻炼，通过身体肢节的活动以促进脏腑气血的流畅。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清除血中瘀滞，加速邪毒的排泄，从而促进受损肾脏的修复，加强肾脏功能，有效地防止肾脏萎缩。倘若一味卧床休息，必然血瘀日甚一日，肾功日衰一日，肾脏萎缩也在所难免，纵有灵丹妙药，也难望其向愈之时矣。临床证明，凡能坚持运动，配合治疗者，治疗效果就好，反之则差。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之说，值得重视。
4．慢性肾功能损害可逆说
慢性肾病一旦发展到肾功能衰竭就等于被判了死刑。现代医学认为慢性肾功能衰竭一旦形成，就必然不可逆转地逐渐恶化，丧失功能的肾单位不可能再恢复功能，代偿肾单位的数目将不断减少，甚至肾功能完全丧失而致死亡。这就是说，慢性肾功能损害是不可逆的。赵氏根据其临床治验，认为现代医学的这一结论值得商榷。因为采用内服中药凉血化瘀为主，配合合理的饮食调控和患者坚持自主运动锻炼的综合疗法，对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进行治疗，可使其病情保持长期稳定，不少尿毒症患者经过赵氏的治疗，其生存期远远超出了西医预测期。还有部分病人的肾功能得以恢复，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山东患者王某，初诊时血肌酐5mg％、尿素氮49mg％，治疗月余，症状缓解，遂携方返里治疗，守方10个月，复查肌酐、尿素氮已完全恢复正常。李某双肾囊肿，肾功能重度受损，右肾图呈直线，治疗年余复查，右肾图已接近正常。
褚某右肾萎缩，B超结果：7.7×3.9×4.1cm3，治疗一年后复查，右肾8.1×5.3×3.7cm3，主检大夫对比前后两次B超结果，大为惊奇，已萎缩的肾脏竟又增大，以为不可思议。以上实例说明，肾功能损害并非不可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一条件就是正确的综合治疗。赵氏所创立的中药凉血化瘀，配合饮食调控和坚持运动锻炼是治疗慢性肾病的三大法宝。
治宜三者并行，缺一不可。在患者的密切配合下如法治疗，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慢性肾病可以根治，慢性肾功能损害可以逆转，赵氏的这一结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初步证实。
四、痰病说
在中医学病机学说中，痰之为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临床治疗中，痰病的证治极为重要。中医痰病学说最具特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其生成，则痰乃津液所化，生于脾胃，随咳咯而出者乃有形之痰，贮于肺。故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然又有无形之痰，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变生诸证，为喘，为嗽，为咳，为痛，为肿，为呕，为吐，为利，为癫，为痫，为狂，为惊，为中风昏仆，为神迷痴呆，变证百出，难以枚举，是以又有“百病皆因痰作祟”和“怪病多痰”之说。至于辨痰的性质，则有寒痰、热痰、风痰、食痰、老痰，脏腑之痰，经络之痰，皮里膜外之痰，种种不同。至于治疗，虽各随其证而异其治，然总不离调气机为先，健脾土、燥脾湿为本。正如朱丹溪所云：“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赵氏论治痰病既宗前贤诸说，又能独出己见，将传统的痰病学说应用于现代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令人耳目一新。赵氏认为，人体本无痰，痰乃病理产物，又是产生某些特殊病证的病因。
痰虽皆由津液所化，水湿所生，然究其由来，仍须责之于饮食不节。凡恣食厚味肥甘之人，痰必内生，年盛或未觉察，日久必然为害。故年少及青壮年患痰病者殊少，而中年以后，痰病渐多。
痰病中咯吐而出的有形之痰，人皆易辨易治，而流于体内的无形之痰，视之不见，触而无形，易为人所忽略。若痰阻经络之中，则为痛，为麻，为木，或如蚁行皮中，其痛游走不定，状若风痹，古称钓痛，乃痰流注不定使然，其麻木则多固定不移，乃经气为痰所阻运行不能之故。若痰滞于关节，则必致关节肿大如囊，甚则红肿，其痛甚剧，久则关节变形，如现代医学之类风湿性关节炎，指趾关节肿胀如梭，日久变形如鹰爪状。此肿胀之关节腔内即痰饮盘踞之所，痰不去则肿不能消，痛不能止。故类风湿之关节肿痛，皆宜作痰治之，收效甚佳，祛痰通络则肿可消，痛可止，并可有效地防止关节变形。若痰浊流布一身为痰核，为流注，古人论之多矣。至于现代医学中常见的单纯性肥胖，以及继发于某些疾病，或由遗传因素或药物引起的肥胖症，形肥体胖，大腹便便，形态臃肿，行动迟缓，传统中医学中少有论述。赵氏则据脉证以其为痰湿过重，正与古人“肥人多痰多湿”之论相合。论其发病机理，则与过食肥甘，加强运动，再给予化痰除湿理气运脾之剂，以绝生痰之源，假以时日则可收效。与上述肥胖病有关联的一个现代病证是高脂血症，患者血液中脂类物高于正常水平，久之易罹患高血压，动脉硬化，脂肪肝，诱发心脑血管病，为中老年人一大危险因素。如何有效地降低血脂水平，是现代医学的一大课题。赵氏则根据这类患者多数形体壮盛，饮食过常，脉象弦滑等特点，断其病机为痰浊阻闭，从化痰通络入手，调气机，畅三焦，恢复其脏腑功能，辅以控制饮食，加强锻炼，则可有效地降低其血脂水平，并可收到一定的减肥效果。
与痰相关的是饮，古代医学文献常以痰饮并称。二者皆为津液所化，而清者为饮，浊者为痰。饮与水湿同类，常以蓄积盘踞于空腔之中为其特征，如胸腔积液，心包积液，腹腔积液，颅腔积液（脑积水），以及大关节腔积液（鹤膝风）等，皆为饮病。治支饮重证急者须攻逐水饮，如控涎丹之类。证缓则宜宣肺行气导水，投风药以胜水湿。赵氏尝谓“积凹之水，风之则干”，所谓风能胜湿也。
痰饮为病，见症不一，诊断依据，在于脉舌，其脉象弦滑，舌苔厚腻或水滑者，必有痰浊水饮。形肥体丰者多痰湿。治痰用三子养亲加味，治饮宜宣肺行气导水，在上风以胜之，在下利而逐之，在外汗而发之。开鬼门，洁净腑，使饮邪外出有路，健脾土，燥脾湿，使痰浊不复再生，是谓治痰饮为病之大略。
五、瘀病说
人身所贵，无非气血。气之与血，如形影相随，不可分也。是故气病日久，必及于血。知之为病，虽有寒热虚实之分，然未有不兼瘀者，是为其特点。故血瘀一说，古已有之，现代活血化瘀之研究，步步深入，已窥中医之堂奥。赵氏于血瘀为病极有心得，故为之说以阐其要。
血瘀者，络脉瘀阻不通也。其形成原因非止一端。有因于气病者，气为血帅，气推血行，故气滞则血不行而为瘀；气虚则无力推动为瘀；气逆乱则血不循故道而为瘀。病及于血，无论其寒热虚实，皆可致瘀。血寒则涩而不流，凝而为瘀；血热如炽热煎炼为瘀；血虚则脉道枯槁涸竭为瘀；血实则壅塞不流为瘀。至于外感六淫之邪，内生痰饮水湿，无不可与血互结而成瘀病。
故曰，凡病无不兼瘀，只在程度轻重耳。
瘀病的临床表现繁多，归纳起来有几种特征证候。一曰痛久而有定处。常言道，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凡人体一有不通处则必然作痛。大凡卒痛暴作多为气机阻闭使然，久痛而不移其处者乃是血瘀之征。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疼在胃脘部，长年不愈，不移其处，虽有寒热虚实之异，却皆兼瘀，赵氏常以活血化瘀治之，每每取效甚捷。前论慢性肾病，多有腰痛，亦是血瘀络脉不和之征，常见有作肾虚而补之者，必致增重。又有痹证疼痛，虽经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是以外邪入侵为因，然外邪入侵，客于肌体，未有不与血相搏而成瘀者，故其痛日久，挛急不伸，关节变形皆瘀阻重症，故曰“痹者闭也”，脉络阻闭，非瘀而何？叶天士所谓“痛久入络”即是血瘀之病。故凡久痛为瘀，治宜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瘀病的第二个特征是肿块有形可征，固定不移。血瘀的本质是络脉瘀阻，血液不得流通则停滞，若是与其他邪气相结，如痰与血结，湿与血结，食与血结等。毒与血结，热与血结，则更易形成肿物，旧称症积有形，其特点触之可得，推之不移。良性者如肌瘤，囊肿之类，恶性者即为癌肿。脏器的肿胀，变性，硬化也在其列。一些肿物深伏于内，或形体尚小，需借助现代仪器检查方可探知。凡属肿物，不管其性质部位如何，总与血瘀有关，治之当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于对症方中参入活血化瘀之品，自然增强疗效。如赵氏治疗子宫肌瘤，以活血化瘀为主，兼以他意，有痰者化其痰，气滞者理其气，肝郁者疏其肝，坚持治疗则瘤体日小，直至消失，可免除患者手术之苦。癌肿虽难根治，若依法治之，也可收稳定病情缓解症状之效。
血瘀的诊断依据，除上述特征性证候外，必须详查舌脉。血瘀之脉象多沉涩，气血不利之征，或见结代，是血行受阻之象。其舌象质暗，或有瘀斑，皆是血行瘀滞之证。现代对血瘀证的研究已大有进展，其研究成果值得借鉴，诸如微循环障碍，血液粘稠度增高，凝血状态，或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血管硬化与血栓形成等现代医学的病理发现，皆是中医学血瘀证的特殊表现形式，可作瘀病论治，用活血化瘀方法。当然血瘀病证也并非单纯用活血化瘀即可万全，重要的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对症治法配合应用。如赵氏治疗脑血栓后遗症，就习用王清任补阳还五汤方法，以大量黄芪补气，配伍活血化瘀通络之品，是益气与活血化瘀同用，补气以助血行。治疗慢性肾病，则以清化湿热与活血化瘀配伍使用；治疗高脂血症则化痰与活血并用。
凡治瘀证，皆当仿此。
六、郁病说
郁病之说，古人论之甚详，《内经》有五郁之论，丹溪有六郁之说。赵氏之论郁在前人所论基础上又有所发明。
《内经》所论五郁“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原本特定于运气范畴，而作为治则却普遍地适用。对此五郁之治作何理解，唐代王冰注又多为后人所宗，其云：“达谓吐之，令其条达也；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夺谓下之，令无壅碍也；泄谓渗泄之，解表利小便也；折谓制其冲逆也。”此说有对有不对，木郁达之，非独吐之以达，木主升发，其性条达，凡能遂其升发之性，解其抑郁，令其条达者，皆可谓达之。用药宜选禀春阳升发之气者如柴胡、防风之类，是谓达。火郁发之，解为汗之则否，令其疏散则是，火郁即阳气之郁，不得宣散而为病者，治宜宣阳疏散，微辛微苦，则热达于表而散矣，不必专意发汗，反致伤津助热。土郁夺之，即下其有形实邪，令无壅碍于中，此说甚是，然中焦乃气机升降之枢，欲将降之，必先升之，故不可一味降泄，仍须稍佐升发之品，则气机调，三焦通，实邪去而功能复常矣。金郁泄之，以解表利小便解之甚是，然何以得使表解小便利？曰宣肺调气而已。肺主气，其合皮毛，下通水道，唯肺气宣布，则营卫和，腠理通，水道畅。如苏叶、杏仁、前胡、枇杷叶之属。水郁折之，谓折其冲逆，此说模糊不清，令人不得要领，水郁者，阴盛阳微，气化不行，寒水泛滥，逆冲上泛，为肿为喘为厥逆为尿闭，治之当通阳化气，泻浊利水。气化行则水道通，二便利而浊邪去。综观五郁之治，虽各不同，然皆当调气机为要。故《内经》论五郁之治，用“然调其气”一语概括之，是寓深意的。
能于此领悟，则五郁之治必可得其要领矣。
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论郁曰：“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生诸病，多生于郁。”认为郁是百病的共同病机。在具体病证的辨析上又有六郁之说，即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热郁，食郁。并创立了越鞠丸统治诸郁，开创了一条行气活血，除湿化痰，消食清热，杂合而治的路子，亦颇切近临床实际，故为后世医家所常用。郁的病机，丹溪弟子戴元礼论述颇详：“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生矣。”说明郁病是气机升降失常的一种病理变化。故六郁之中互为因果而气郁为先，常由气郁而导致其他诸郁。气郁是无形的变化，功能的失调，其他诸郁如血、痰、湿、食则均为有形之壅滞，有形之郁又可窒息气机，加重气郁，从而也加重了自身的郁结程度。故历来治郁，无不以调气机为主。赵氏认为，气郁的产生，有因于情志失调引起者，此为情志之郁，必得宽心悦志，不可徒赖药物也。又有非情志因素引起的气郁，即有形之邪阻滞气机所致者，当解除其实邪壅塞，自然气机通畅，湿困者化其湿，痰阻者豁其痰，食滞者消其食，血瘀者化其瘀，邪去则气自舒展矣。
六郁之中，血郁乃瘀证之先导，痰郁乃痰病之前奏，治宜互参，兹不赘述。食郁颇为多见，饮食不节则食停于中，小儿及运化不及者多见，视其所伤之物，投以消导之品，以助运化之力。
而嘱其节饮食，谨口味尤不可少也。凡久病须啜药不断者，皆当顾其胃气而防食郁，预用药于症未发之先，未渴掘井之意也。
诸郁不解，日久必成热郁，又称火郁。热郁者乃阳气内郁不得宣散，故症见阵阵烦急，夜寐梦多，或见低热不退。其原因多因有形之邪阻滞，气机不畅，三焦不通，营卫不和，腠理不开，故热蓄积于内无从宣泄，愈郁愈热，或因误服凉药及滋腻之剂，或暴饮冷物，恣食肥甘，皆可阻闭气机，致成火郁。治宜用宣透之品，宣阳解郁，透邪外出，使三焦通畅，营卫调和，自可微微汗出而愈。
湿郁之证为病最多。凡人不谨口味，恣食厚味肥甘，或暴饮冷物，皆可致湿邪中阻，蒙闭气机。湿邪重浊粘腻，其来也渐，其去也缓，非用宣肺化气，分消走泄之品，渐渐化之，芳香以化之，风药以胜之，淡渗以利之，若湿郁特重，兼寒凝之象，则非温不开，宜暂用辛温苦热之品，急开其闭，闭开再转方依法治之。凡治湿，当忌口，甜腻寒凉冷饮皆忌，否则用药虽当，亦难取效也。
七、大实若羸说
大实若羸之说，古已有之。明末医家李中梓曾详论之，曰：“大实若羸状，误补益疾；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从临床实际看，将实证作虚治而用补法者居多。故赵氏主张对大实若羸之证，须当说辨，要透过虚的现象，看到实的本质。
考世人喜补恶攻之心自古有之。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代表人物张子和以“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立论，批判了当时病家医家无不以补为事的不良风气，指出病家皆有喜补恶攻的心理，而医家则怀着“与其逆其心而不见用，不若顺其心而获利也”的狭隘心理，因而滥用补法。观当今之世，病家喜补为乐的风气依然盛行，以滋补为旗号的营养保健品风靡于世，因误补而致疾病加重的情况屡见不鲜。当然今日之医生用补未必是为了“顺病家之心而获利”，更多的是医学理论上的因循守旧，临床经验上的固步自封，只知虚之为虚，而不知虚之为实。故须弄懂大实若羸的道理，才不致于误补益疾。
大实若羸是指一些本质上属于邪实的疾病却表现出来一些虚弱的症状，疾病的本质和它外在的表现不一致，虚的症状是一种假象，邪实才是它的本质。中医所谓的虚证，主要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等，可概括为无形的功能不足和有形的物质缺乏。气和阳是脏腑功能的反映，气虚和阳虚说明脏腑功能存在障碍，除非病人已衰老到相当的程度，否则这种功能的障碍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由于邪气侵袭人体而造成的；血和阴是人身的营养物质，来源于水谷精微，在五脏六腑的共同作用下而化生，其化生的不足可表现为血虚和阴虚，却根源于脏腑的功能障碍，而导致脏腑功能障碍的往往是由于邪气阻滞的结果。所以，邪实可以导致虚证的出现，大实反而表现出大虚的证候。
举例而言，慢性肾功能衰竭病人一定伴随出现明显的贫血表现，这种贫血叫肾性贫血，肾功能愈低下，其贫血愈严重。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血虚症状，面色苍白无华，口唇指尖淡而无华，舌质胖大而淡，一身极度乏力，不思饮食等等，这一组证候群按照传统的中医辨证辨为血虚，气虚，或气血双亏是无可非义的，但该病的本质是血液中的邪毒排不出去，蓄积成毒，毒愈盛，血愈虚，血虚只是现象，邪毒的蓄积才是其病的本质。这是一个大实若羸的典型例子。若只看到血虚而用补血之剂，则势必加重邪毒而促使病情急剧恶化。
另一个例子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此病因骨髓造血功能障碍而表现为全血细胞减少，典型的贫血症状，面色苍白或萎黄，口唇色淡，头晕心悸，倦怠乏力，舌淡等，过去一律作气血两虚治疗而收效甚微。应当考究是什么原因影响而引起了骨髓的造血功能障碍。赵氏认为热郁营血是主要的，改用清营凉血的方法而收到较好的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虚证的表现很典型，用传统的辨证思路无疑会辨为虚证。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两点很关键，一是用大实若羸的理论去指导，在面对一派虚证的时候要想到它的反面，懂得邪实可以致虚；其二要合参脉症，细致分析，尤其是脉象在关键时刻具有定性的作用。上述肾衰尿毒症一派虚象，惟有脉象洪滑实大，愈按愈盛，是邪实毒盛之有力证据；再障之血虚象虽着，而脉来弦细滑数且沉取有力，也是血热之征。有言道，症假察其脉，脉假取之沉，按到沉部脉有力为邪实，脉无力为正虚。此为要诀。
八、湿病说
湿为六淫之一，既可外来，又可内生。湿为阴邪，其性粘腻重浊，不易速去，最易阻塞气机，困阻伤阳，为病缠绵难愈。其为有形，每与它邪相合致病，风、热、寒等为无形之邪，常以湿邪为依附而与之合。风与湿合为风湿，风性善行而疏散，则湿随之流布一身，为痹为痿为挛为拘；热与湿合为湿热，湿裹热蒸，如油入面，难解难分，甚则变生湿温；寒与湿合为寒湿，二阴相合，寒凝湿愈滞，涩而不流，更伤阳气。
世间湿邪为病甚多，不独外感多有夹湿者，内伤杂病中兼湿者十之八九。清代名医叶天士有云：“吾吴湿邪害人最广。”观当今之世，湿邪为病益广，不独昔日吴地也。卑下之地，多雨之季，固多湿邪为病，即北方干燥久旱之处，湿病也比比皆是者何也？此内生之湿是也。多因饮食厚味肥甘太过，暴进冷饮瓜果太多，内伤脾胃，运化不及，水湿停滞，内湿生矣。故养生不可不慎于口，治病不可不知于湿也。
湿之为病，弥漫三焦为多。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水湿运化之途。水湿之运必赖气化之行，三焦主行气机，湿阻则气不利，气滞则湿愈停。湿蔽上焦，心肺被蒙，肺不主气布津，清阳不得上布，湿邪害于空窍，则头重困如裹，《内经》所谓“因于湿，首如裹”是也，目视不明，耳聋不聪，口淡而不知食味，皆浊邪害清之故。心胸憋闷不舒，时欲太息，湿浊困阻胸阳也。湿困中焦，脾胃受病，呕恶纳呆，脘痞腹胀，四肢困重，一身疲乏，困倦嗜睡，皆因湿邪阻滞，气机升降失常，肌肉经络皆为湿邪浸渍，故显困重滞涩之象。湿蓄下焦，肾与膀胱大小肠受病，二便不调，湿盛则濡泻，其泻溏而不爽，小便短涩不利，是湿阻而气化不行，腰酸重困痛，如带五千钱，肾为湿困，经气不利也。他如湿蕴于肝则发黄，湿滞于经筋则为拘为痿为痛，湿溢于腠理肌肉则为浮肿，湿淫于皮肤则为瘾疹疱毒。凡此种种，莫不因湿为患，至若他病之兼湿而致病情迁延反复，症状百出无常，更卜难数矣。
湿之诊断须合参脉舌色症，症虽多变，而脉舌有一定之征。凡湿重者，脉必濡且沉，濡者软也，脉形大而边缘钝，若模糊不定象，湿邪散漫也，又可见沉细脉，湿邪阻滞脉道之故。舌苔厚腻且润滑者为湿重，满布于舌色白而润，舌质以胖大色淡者湿邪尤重。面色白或黄白，或浊或垢如油渍，皆湿浊之象。体丰形肥面白色者多湿，阳气不运故也。口不渴，或虽渴不欲饮，为湿，又有口极渴而属湿者，为湿阻气机，津不上布，其舌白苔润满布而粘腻，尤须详辨。
治湿须调气机，气化则湿亦化。故重宣肺展气，以畅三焦；在中宜芳香开泄，以调升降；在下宜分消走泄，以分清浊。治湿须晓通阳，湿邪困阻阳气，阳气不行则湿邪难化，故须通阳。通阳并非温阳，而是化气利小便，利小便不独治下，更须治上，开肺气以通水源，源清则流畅也。
更有一法，治湿者不可不知，风以胜湿，最为要诀。湿者水类也，风可干之。故当借助风药以胜湿邪，无论上中下之湿邪，得风药行经则湿易去。五行相胜之理不可忽视也。
九、慢性腹泻多非虚说
慢性腹泻，临床甚为多见。诸如慢性肠道感染，过敏性结肠炎，肠功能紊乱，肠道易激综合征，单纯性消化不良等均可表现为慢性腹泻，反复发作，经久不愈。中医治疗慢性腹泻方法甚多，理应辨证施治，视其寒热虚实而有温补凉泻之异治。然而时下之医疗风气，似乎对补法情有独钟，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一见慢性腹泻长期不愈，便认定属虚，非脾虚即肾虚，治之必投补剂，非补脾即补肾，方如参苓白术散、四神丸之类，出手便用，以为万全之策，而收效甚微，甚至愈治愈重也时有发生。本是邪实之证，反作正虚治，无异于南辕北辙，宜其治而不效也。
经言“湿盛则濡泻”。慢性腹泻属湿邪为患者颇多。其证大便不调，溏而不爽，坠而欲便，便而难净，又有大便胶闭，胶闭者，大便数日不行，便则如胶似漆，粘滞难下。此皆湿邪滞留肠道，蕴郁日久而化热，为湿热之证。虽说脾主运化，能制水湿，健脾而湿化泻止，此说古来如此。
然而湿重之症当忌甘药，甘味助湿也。参苓白术乃甘缓守中之剂，病后邪去正虚，宜此调理，当湿邪弥漫之时投以甘守之剂，不啻为虎作伥矣。况湿邪困阻脾胃，未必即是脾虚，湿邪一去，脾气自运，不必专于健脾为事，而当以祛湿为首务也。治湿宜分化升降，风以胜之而升清阳，苦以燥之兼泄浊阴，淡以渗之而利水道。
若湿邪化热，泻而势急，出黄如糜，肛门灼热，口渴心烦，脉象滑数，舌红苔黄且干，是湿热泻而热为甚，经言“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是也。若因其泄泻甚急而作下利清谷用温中方法则大谬。治宜苦寒清热，坚阴止利方法，仲师葛根芩连汤为首选之方，每用辄效。
又有五更泻，又名鸡鸣泻，亦称肾泻。古人作肾虚而制二神丸四神丸主之，沿用至今，罔效者多，亦属辨证有误。五更泻者，晨起必作，势急而迫，在时为寅，在脏属木，肝阳萌动，方其旺时乘脾，故常腹痛即泻，泻后疼减。此为木土不和，治当疏调木土，可仿痛泻要方为治。其有腹泻不时而发，受制于情绪变化者，脉弦，形瘦，色苍，木火体质者易患此症，治宜疏调木土，方同上。
总之，慢性腹泻原因复杂，多由邪气客于肠道，致大小肠分清泌浊功能失调，不可一律看作脾虚或肾虚，凡有邪者，宜先去邪，有湿者祛湿，有热者清热，有寒者散寒，有食者消食，邪去则泻自止，调整功能，使复其常，即是扶正，不必专以补为补也。
十、气机升降说
人云有生，一气而已。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神明变化，无有穷尽。若分而言之，岂止万千；若概括一言，曰气机升降而已矣。故《内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是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大小，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升降出入乃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古人立论于此，取象比类，悟出天人相应的道理，在于升降浮沉之变化。
金元四大家之一，脾胃论的倡导者李东垣曾说：“履端于始，序则不衍，升已而降，降已而升，运化万物，实一气耳。万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法天地，准绳阴阳。”李氏比拟天地升降浮沉生杀之理，以脾胃为人身升降之枢机，清阳上行升浮象春夏之阳，浊阴沉降下趋象秋冬之阴，治疗脾胃内伤之证，以升阳益气为首务，发前人之未发，直泄灵兰之秘。
气机升降乃五脏功能之所同，非独脾胃为然也。肺主气，司呼吸，一呼一吸，非升降而何？其主宣发，布散精气于周身，是为升，其主肃降，通调水道而行水，是为降；心主血脉，推动血液濡养一身，令神明变化显现无穷是为升，心火下降交于肾水，神气贵乎内敛，又为降；肝主升发，条畅情志为升，其主藏血，疏泄脾土与水湿为降；肾水上济于心，肾阳蒸腾于脾为升，肾主秘藏精气，而又施泄有度，则为降。阴本沉降而能升，阳本升浮而能降，阴升阳降始得水火既济，阴平阳秘，是为常人。
以气机升降的观点分析病机，则凡病无问虚实寒热，皆可归于气机升降失常。邪气阻滞，气机不利，升降失度，则病作矣。然病属纯虚者殊少，盖虚证的产生，多是脏腑功能失调的结果，而非脏腑功能失调的原因。比如血虚证，面色苍白无华，唇舌色淡，头晕心悸，倦怠乏力，查血色素明显低于正常，确属血虚无疑。若辨证满足于此，则肤浅得很，更重要的是找出导致血虚的原因。脾不生血也好，肝不藏血也好，总之都属脏腑功能失调，也即气机升降失度。现代医学证明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变在于骨髓造血机能抑制或异常，这种功能异常在中医看来可以看作升降失调。治疗若只着眼于补血，那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和西医的输血维持生命没有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恢复其造血功能，即中医的脏腑功能。视其所在而调之，重在调其升降，复其功能，为治本之法。
气机升降失常，当升者不能升，当降者不得降，则必郁，郁久则生热，是为郁热，故脏腑功能失调诸证多伴有郁热之象。赵氏于此等症推崇清代杨栗山所制升降散，以为调整升降之良剂。
方由僵蚕、蝉衣、片姜黄、大黄四药组成。僵蚕味辛咸而性平，有轻浮上升，升阳清化之功，蚕以桑叶为食，又感风而殒，故能祛风泄热，轻疏升和，兼能解毒定惊；蝉衣辛咸寒入肝经，祛风清热，开郁疏表，升散透疹，亦以升发为用；姜黄辛苦而性温，行气活血，化瘀通络，辛能行气疏风，苦泄温通，为疏调气机兼活瘀滞之品；大黄苦寒攻泄，能荡涤肠胃，攻积导滞，推陈出新，兼入血分行瘀，是下行泄火清热，宣郁化瘀之良药。四药配伍，升降并用，寒温互参，共奏行气解郁，宣上导下，通利三焦，开达气机，活血行瘀之功，升清阳，降郁热，而复升降之常。临床用治肝胆郁热，三焦不畅，脾胃停滞，气机升降失常而见心急烦躁，夜寐梦多，低热不退，月经不调，或状若血虚阴伤诸症，莫不应手取效。治证虽多，功能其一，曰调整气机，复其升降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