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临证，要求在辨病和辨证的基础上“立法处方”。所谓“法治”，一般是在“辨证”之后，“论治”、处方之前必当确立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试以便秘而言，如症见阳明胃实、燥渴谵语，属实闭，立法宜泻实通腑；老弱之人精血匮乏或产妇气血不足，以致肠胃失润之便秘为虚闭，当以养血润肠为法；口燥唇焦，舌苔黄，小便黄赤，喜冷恶热为热闭，立法宜清热导滞；唇淡口和，舌苔白，小便清，喜热恶寒，此属冷闭，治当以温润为法。掌握辨证和立法，是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所谓“意治”，亦即在诊疗中体现“医者意也”之真谛。求“意”的关键是“在人思虑”，亦即辨证和考虑问题的细致全面，求取治疗之意理、掌握变通治法。所以说“医者意也”是指医生在精细分析因证前提下，经过认真思辨而获得的证治概念和处治活法。今仍以便秘为例谈一治案。
宋代权奸蔡京苦于便秘，请国医多人治疗均无效，蔡某又不愿服大黄通下，更使国医束手，史载之往诊，切脉后，嘱以二十文钱购买紫菀，研末冲服，“须臾大便遂通，元长（即蔡京）惊异，问其故。曰：‘大肠，肺之传道，今之秘结无它，以肺气浊耳。紫菀能清肺气，是以通也。’自此医名大进，元长深敬服之”。这种便秘治法，可谓灵变，属于“意治”的范畴，突出了医者在诊疗上的活法巧治。又以腰痛为例，一般医生根据“腰为肾之府”的理论，多从益肾施治，或据外感风、寒、湿等情况予以祛邪。而《医学广笔记》载述缪仲淳治李夫人因亡女，忽患腰痛，艰于转侧，甚则影响张口授食。前医或从肾虚论治，或从湿痰论治，均无效。缪氏细询因证指出非肾虚所致。
处方以白芍、制香附、橘红、白芷、肉桂、炙草、乳香、没药，加灯芯共研细末，“一剂腰痛脱然，觉通体痛，再煎滓服，立起。寻骇问故？仲淳曰：此在《素问》‘木郁则达之’，故诸君不识耳”，此例腰痛治法，与通常医籍所载迥异，同样说明缪氏长于“意治”、治法通权达变的特点。
但我们从事临床的同志，又不能一味地去追摹“意治”。重要的是，须有坚实的学术、临床基础，须运用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应理解“法治”与“意治”的密切关联。即“意治”不能脱离“法治”；“法治”在一定的辨证条件下，须以“意治”来加以体现，明·冯嘉会指出：“夫天下意与法原自相持，意缘法以行，而后驭之精；法传意以出，而后垂之永。”这是对“意治”与“法治”关系的精辟见解。
上述的“意治”案例，还启发医生在辨证中不可忽视“审因”。蔡京之便秘，因于肺气浊；李夫人之腰痛，因于亡女，肝木抑郁。故前者清肺气之浊而用紫菀末；后者达肝木之郁，故着重用疏郁缓痛治法。明代名医卢之颐指出医生于临证中宜防止“审因者略证，局证者昧因；知常而不及变，循变而反舍常”之偏向。意谓医生在辨证中须注意审因，审因中又当具体辨析临床所表现之不同证候。在治法上，既应“知常”（这是对医生诊疗的基本要求），又能“循变”（对医生在证治方面的较高要求），而所谓“循变”并非唾手可得，它是在熟悉常法、思虑精审的基础上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