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简介
张伯龙，名士骧，晚清医家。类中一病，猝倒无知，牙关紧闭，危在顷刻，或见痰，或不见痰。李东垣主气虚，而治法用和脏腑，通经络，攻邪多于扶正，屡试少验。
惟刘河间谓将息失宜，心火暴盛，肾水虚衰。丹溪又赞之曰：河间谓中风由将息失宜，水不制火者极是。余又参之厥逆一证，《素问·调经论》谓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有者为实，无者为虚。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此即今之所谓猝倒暴仆之中风，亦即痰火上壅之中风。证是上实，而上实由于下虚，则其上虽实，而为假实。纵其甚者，止宜少少清理，不得恣意疏泄。而其下之虚，确是真虚，苟无实证可据，即当镇摄培补。
今西国医家，以中风证为血冲脑气筋病，谓人身知觉运动，皆主于脑，可以兔与鹊试之。余尝以二兔，用针锥伤其脑，以试验此说之是否可信，一则伤其前脑，而即以僵仆不动，然自能饮食，越十余日不死；一则伤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之病，即今所谓中风猝仆，不知人事之病，益信西医血冲脑气筋之说，与《素问》暗合，可以互相引证。盖皆由木火内动，肝风上扬，以致血并走于上，冲激前后脑气筋，而为昏不知人，倾跌猝倒，肢体不用诸证。其虚者，则真水不充，不能涵木，肝阳内动，生风上扬，激犯脑经，因而口眼喎斜，手足搐搦，口不能言，或为僵仆，或为瘫。余习医十余年，于此证留心试验，实证甚少。间或有之，亦只用清火药数服可愈，断不可再用风药，再行升散，愈散则风愈动，因此而气不复反以死者多矣。
至于水虚而不能涵木，肝风自动，风乘火势而益煽其狂飚，火借风威而愈张其烈焰，一转瞬间，有如山鸣谷应，走石飞沙，以致气血交并于上，冲激脑气筋者。当用潜阳滋降，镇摄肝肾之法，如龟板、磁石、甘菊、阿胶、黑豆衣、女贞子、生熟地、蝉蜕为剂。微见热，加石斛；小便多，加龙齿；大便不通，加麻仁。服一二日后，其风自熄。三日后，再加归身，其应如神。
此法用之于初起之日，无论口眼喎斜，昏迷不醒，热痰上壅，手足不遂皆效。若用小续命汤，及四逆等法，则水源立绝。血之并于上者，不能下降，不可救药。若以东垣气虚之说，而用参、芪、术，则气壅血凝，亦不能下降，势必迁延日久，经络室塞，而成瘫痪，即再遇名贤，复用潜镇熄风之法，亦不过苟延残喘，而偏枯废疾，终不可治矣。
若其气火升腾，挟痰逆涌，尚在本虚标实之际，未至真元欲脱者，犹恐滋腻助痰，非可轻试。或在潜降之后，气火渐平，神志渐定，痰塞已开，胃气来苏之时，用以固阴益液，则即仲景复脉汤善后之成法。诚以此等厚腻性质，补阴有余，碍胃实甚，且必暗助浊阴，反增痰气负隅之势，所以气火方张，痰壅涎流者，万万不可妄试。若夫甘菊、蝉蜕，则轻泄外风，亦以疏达肝木，与桑叶、蒺藜、天麻、胡麻等相类。对于此证，止可为辅佐之品，皆非主任要药。至于归身一物，世俗无不视为补阴补血上品，其实脂液虽富，而气烈味辛，走窜有余，滋填不足，本是血中气药，非纯粹补血之物。此病在虚阳上浮之时，惟镇定为急，亦断不能投此辛升温散，扰之使动，尤恐火上添油，为虎傅翼。
又有龙脑、麝香，芳烈走窜，开泄无度，耗散正气，抑且香气上升，反以助桀为虐，扰乱神志，逼痰入络，酿成癫痫，不可妄试。而俗医见其痰塞昏迷，谬谓痰热蒙其心窍，辄以《局方》苏合香丸、至宝丹、牛黄清心丸之类，大香大开，反以助其气火上激，何异藉寇兵而赍盗粮，必多一蹶不振。是即《素问》所谓气不反则死者，固不蚀气虚欲脱之危候，恐其耗气而不可用也。
至若舌苔浊厚之实痰凝塞，则虽稀涎散、礞石滚痰丸、控涎丹、青州白丸子等猛烈重药，亦所不避。
西医脑气筋之说，盖即《内经》所谓经脉络脉。但西医剖割验病，不知凡几，吾中土无此残忍。且彼有显微之镜，窥见癥结，故能分清楚，知经络之俱从脑中而出。盖脑如树根，筋如枝叶，根一动则枝叶未有不动者。此则西医之长，吾中土之人所宜宗之者也。
中风一证，肾水虚而内风动者多，若真为外来之风所中者则甚少，此当分内风、外风二证。其外来之中风，“中”字当读去声，如矢石之中人。然外邪伤人，必由渐而入，自浅及深。虽有次第传变，必有恶风、恶寒见证。纵在极虚之体，万无毫不自觉，而猝为邪风所侵，即已深入五脏，昏迷不醒之理。当有凛寒身热，或手足麻木及疼痛等证。其内动之中风，则“中”字当读平声，是为肝风自中而发，由于水亏木动，火炽风生而气血上奔，痰涎粹壅，此即《素问》气血并走于上之大厥，亦即西医所谓血冲脑经。若激扰后脑，则昏不知人；激扰前脑，则肢体不动；激扰一边，则口眼喎斜，或为半身不遂，左右瘫痪等证。是以猝然昏仆，左右喎斜，痰涎壅塞者，皆无凛寒身热外感见证。即间有微见发热者，亦断无畏风恶寒也。此病而以古方中风之温升燥烈疏散之药治之，未有不轻病致重，重病致死者。盖肾水本虚，根源已竭，而下虚上实，再以风药燥药，煽狂飚之势，烁垂绝之阴，譬犹大木已摇，而飓风连至，安有不速其蹶者。所以除镇摄肝肾之外，更无别法。始知河间属火之说，最为允协。但火亦有二，有肝木自旺之火，如小儿之急惊风是也；有肾水不能制灭之火，则即此病之类中风是也。或有猝然暴脱，一蹶不醒者，则正气已绝，《素问》之所谓不反则死者，亦不及治。所最宜审慎者，昏仆之后，有口眼歪斜，手足不遂等证，非用镇肝养阴药数十大剂，更无别法。此即刘河间所谓将息失宜，水不制火，及薛立斋、赵养葵所谓真水枯竭者，万不能再用风药，助桀为虐，以速其毙。其寸、关脉大而两尺弱者，即肝肾虚之明证。亦不可误听东垣而用参、芪、术以增其壅塞也。
《素问》所论中风，皆指外邪而言。故汉唐风药，皆主散邪，而其论病，并无神魂昏愦，直视僵仆，口眼喎斜，牙关紧闭，语言謇涩，失音烦乱，摇头垂涎，痰壅曳锯，半身不遂，瘫痪软弱，筋骨拘挛，抽搐瘛瘀，汗出遗溺等证。可知此种见证，皆非外来之风，总由内伤气血俱虚，水衰火炽而发。惟《素问·脉解篇》谓内夺而厥，则为痦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此则明谓其精气之内夺。“痦”，即声不能出，言语謇涩也。“俳”，即肢体偏废，半身不遂也。此河间地黄饮子及喻氏资寿解语汤二方之所由来也。
又读调经论之气血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一节，然后知今之所谓中风，即《素问》之所谓大厥。景岳谓之非风，盖由阅历而来，可谓卓识，其论甚详。大旨谓非风一证，多见猝倒不省人事，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所致，古今相传，皆谓中风，则误甚云云。余谓此说甚是。惟所谓内伤颓败，未能指实。余以阅历验之，不外河间水不制火，及立斋、养葵真水枯竭之论，故一概主以养水熄风镇逆之法，治效甚多。
景岳又言，凡非风证，古人书中，皆谓气体虚弱，营卫失调，真气耗散，腠理空疏，邪气乘虚而入，此言感邪之由。有邪无邪，不可不辨。有邪者，即伤寒疟痹之属；无邪者，即正气颓败之属。有邪者，或寒热走注，或肿痛偏枯；无邪者，本无痛苦寒热，而肢节忽废，精神言语倏忽变常。有邪者，病在于经，即风寒湿三气之外侵；无邪者，病发于脏，所以眩晕猝倒，昏愦无知。有邪者，邪乘虚入，故宜于扶正之中，佐以通经治邪之品；无邪者，救本不暇，岂可再用疏散以耗正气乎？
类中之证，平居饮食言动如常，忽然倾仆不省人事，有逾时而即醒者，有阅数时而渐省者，有一蹶不复越二三日而绝者，有不及一日、半日而绝者。如曰外来之风，则必由轻而重，何以一发即至昏仆？如曰风邪暴烈，猝然入脏，则昏仆者必百无一生，何以亦有能醒者？则以其为内风自动之病也。内风自动，何以忽发忽愈？则以其肾水不能养肝，木动生风，激痰上扰，是以动而升则昏仆，静而降则清醒耳。于《素问》所谓气血并走于上之大厥，于西医所谓血冲脑气筋，信而有征。盖肝风内动，气血上冲于脑，扰其后脑则昏不知人，扰其前脑，在一边则为半身不遂，口眼喎斜；在两边则为全身瘫废。此时惟有镇摄其肝，使不妄动，则上升之血亦降。并滋其肾，则木得水涵，可不再动。
即有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证，亦可渐愈。若误治迁延，则上升之血凝滞不降，因而脑经室塞，即成偏枯瘫痪等证，而其重者，皆不可救矣！故治此证而误认外邪，妄用风药升散，或误信气虚之说，而妄用参、芪、术、桂，其上升之血，无不室滞不降。且肝风得燥烈之品，适以助其煽烁，气火得补益之力，反以增其壅塞。
偏枯一证，昔人谓右属气虚，左属血虚。喻昌则谓左右者，阴阳之道路，岂可偏执？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从左引右，从右引左，其理甚明，可称卓识。
缪仲淳亦宗阴虚内热主治，谓阴衰火炽，煎熬津液，成痰壅塞，气道不通，热极生风，猝然僵仆，即内虚暗风也。治法初用清热顺气开痰，次则培本，或养阴，或补阳，以二地、二冬、菊花、杞子、胡麻、桑叶、首乌、柏仁、蒺藜、花粉、参、芪、归、芍、鹿茸、虎骨、霞天膏、竹沥、桑沥、人乳、童便等，出入互调，自成机抒。
北人类中多阳虚证，南人类中多阴虚证。阴虚之证治已详方之，而阳虚类中之治法，宜遵东垣之补中益气及六君等为主，而顺气开痰佐之。前人治法颇详，兹不复赘。昌邑黄坤载，主以水寒土湿，木郁生风。左半偏枯者，主桂枝乌苓汤；右半偏枯者，主黄芪姜苓汤。余曾治北方数人，初病即进此方，嗣以补中益气收功，大忌风药。而参必用真人参方效，高丽参、党参皆无济。
（《雪雅堂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