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霖小传及医术概要

余氏少年时代习儒学，后来弃儒攻医。乾隆时，桐城流行瘟疫，他研读《本草》，见石膏性寒，体沉而降，大有清胃热、表肌热、泄实热的功效，于是用重剂石膏试治瘟疫，疗效甚佳。后来，他到京师，一个大暑天，瘟疫发作，用张景岳治疫之法，病人多死，用吴又可治疫之法，也不是尽都有效。鸿胪卿冯应榴之妾患上瘟疫，气息将绝，余氏用大剂量石膏，应手而愈。当时按照他的办法治疫，救活人无数。后来创“清瘟败毒饮”等方治疫，获效更佳，他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疫经验，著成《疫疹一得》2卷（1794年），是一部颇有独到见解的治疫专著，对温病学有一定贡献。

余氏认为瘟疫发作与运气有关。他说：“原夫致此之由，总不外乎气运。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如是之疠疾。”（《疫疹一得·论疫疹因乎气运》）他又认为大毒淫热是瘟疫发病的根源。他说：“瘟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曰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他认为吴又可的瘟毒从口鼻入，不传于胃而传于膜原的说法“有语病。”他说：“疫疹者，四时不正之疫气。夫疠气，乃无形之毒，胃虚者感而受之。”（《疫疹一得·疫疹案》）他这里明确提出因胃虚而感受四时不正之疠气。如果胃本不虚，偶染疠气，不能入胃，才转而进入膜原。如果胃虚受毒，那就会遍传十二经。他说：“胃为十二经之海，上下十二经，都朝宗于胃，胃能敷布于十二经，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不所贯。毒既入胃，势必亦敷布于十二经，戕害百骸。”病证辨别方面，余氏以疫疹的形状和颜色来辨别轻重。如果疫疹一出，松活浮洒在皮肤表面，不管色泽怎样，都是热毒的外观表现，虽有恶症，一般预后良好；如果疫疹有根，从肉里生出，其色青紫，多见于胸背，这是胃热将烂的颜色，应立即大清胃热，兼凉其血，以使疫疹松活、色退，不然难挽险象。疫疹的色泽以活红为轻，要淡而润，如若淡而不荣，或娇艳、干而滞，则是血热较重；若色泽深红，也说明血热，凉血方能由深转淡；如果颜色红艳似胭脂，这是血极热之象，比深红更重，要连用凉血之药剂，使其变深红，再变淡红；如色紫赤似鸡冠花，此较艳红之火更盛，不急凉血，色必变黑，病必转危。疫疹好转之后，余毒未尽，多会出现红砂或白砂，疹状细碎如粟米，痊愈后常见脱皮；如果初病时没有辨认出为疫疹，后来十日或半月疹出，心情烦躁，口干舌燥，大热不退，毒由颔表发，病情一般重而危。以上从色泽和形状辨认疫疹轻重的原则，都是经验之谈，值得吸取借鉴。

疫疹与伤害似同却不同，对此吴又可、薛雪等都曾予之论述，但后人临床辨识仍然混淆不清，为此余霖特撰《疫与伤寒似同而异》一文，详加辨别。他认为：疫疹初起，先恶寒而后发热，一、二日后只热而不恶寒；伤寒初起，先发热而后恶寒。疫疹头痛如劈，沉重得难以举起；伤寒头痛较轻。疫疹下身无汗，而头汗很多；伤寒则无汗，全身证状相同。疫疹呕吐胁不痛、耳不聋；伤寒少阳见呕，胁必痛，耳必聋。疫疹自利者腹不满不胀；伤寒太阴自利者，腹必满必胀。余氏的这些辨认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关于疫疹的治法，前人已有许多论述，且一步步在提高，在前进。到熊恁眙，首用败毒散，继用桔梗汤，相互辅佐，治疗胸膈六经的邪热。余氏赞佩熊氏之法，他说我采用熊氏的治法，减去硝黄，因为疫疹乃是无形之毒，难以挡住猛烈的势头，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捣窝窠之害，十二经之患自然得到平除。

余氏治疫疹，初起之时用败毒散，先除其爪牙、枝节，使疫邪不能在经络中存留。只是在配药上略有调整。古方中有生姜，因生姜属热，故以葱代姜。他在用凉药攻治心火上盛时，以石膏取代硝黄。因为疫疹乃是无形之邪毒，用硝黄这样猛烈攻下之剂，必致内溃。用石膏可使热降清升。

余氏治疫，最擅长的是用他自己所创制的清瘟败毒散。他认为此方能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热，心烦狂躁，口干咽痛，热极干呕，语言错乱，惊恐不眠，吐血衄血，热盛发斑，始终均可用此方加减。为什么要重用石膏？因为斑疹虽出于胃，但也受诸经之火相助，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敷布于十二经，以泄其火，退其淫热。其他配伍之药，都是清热解毒之剂。石膏剂量的大小，要根据病情而定。若疫症初起，发热恶寒，头痛如劈，烦躁不安，身热肢冷，舌剌唇焦，上吐下泄，脉沉细而数，用大剂量；沉而数，用中剂量；浮大而数，用小剂量。如斑一出，即用大青叶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内化外解，降浊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