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年～？年），字坤载，号研农，又号玉楸，山东昌邑黄家辛郭人。
生平事迹
黄元御为明代太子少保黄福忠宣公第10代玄孙。元御先生是清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年）8月患眼疾，时年29岁，被庸医误用药物损伤眼睛，致使左目失明，自此深感业医之重要，遂弃儒习医，拜在金乡（山东金乡）于子遂（司锋）门下，“考镜灵兰之秘，讴读竹景《伤寒》”，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钻研颇深，自谓“灵思妙悟，离披纷来，幽理元言，络绎奔会”，他是一位很有抱负而致力于学问的人，如果从甲寅损目之后作为他习医的开端。到戊辰写成《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先后只有12年时间。在此12年中，他边学习，边研究，精研博采，积累资料，为以后的著述奠定了基础，自其奋发于医术之后的数年，医名大盛，时有“南臧北黄”之说。后乾隆帝诏天下人才，备议修纂《四库全书》，黄先生首膺其选；到京不久，值乾隆患病，经同邑人介绍，被诏为乾隆治病：乾隆病愈后亲题“妙悟岐黄”匾额赐之，并召为御医，因担心遭太医嫉妒。在辛末二月（1751年）随高宗南巡返京后，以省亲为名归里，后又潜游江南，从学者众。他行医、教读不限于本地，足迹遍于北部（山西太原）、清江（江西）、武林（浙江杭州）等地，尤其在江南有一定的影响、黄氏一生非常勤奋，在他短暂的行医生涯中，编撰的医学著作达15种之多。这些著作主要有：《伤寒悬解》15卷（1748年），《金匮悬解》22卷（1748年）、《四圣悬枢》4卷（1752年）。《四圣心源》10卷（1753年）、《长沙药解》4卷（1753年），《伤寒说意》11卷（1754年），《素灵微蕴》4卷（1754年）、，《玉楸药解》4卷（1754午），《素问悬解》13卷（1755年），《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周易悬解》，《道德经解》，《玉愀子堂稿》、。
学术思想
黄元御一生才思横溢，抱负高远、极力奋进、敢创新说，其勤奋治学的精神十分可贵。
1勤求古训、法宗歧黄。黄元御的学术思想，与其损目的经历有关。他认为祖国医学自宋金元明以降，就走上了歪门，背离了他所崇尚的歧伯、黄帝、秦越人、张仲景“四圣”的古训，因此他决心要匡正时敝，返本溯源，所以他的著作大多以“解”、”悬解”、“悬枢”、“心源”为名，足证其求源之心。他对《素》，《灵》中的警句铭言，按类注释；对《伤寒论》之病证，以六经为纲，并侧重用标本中气学说加以阐发，他对经书的注疏，“以经解论”为其特点，正如他在疏注《金匮要略》时说：”非《灵》《素》之理，不能解《金匮》之言，”足见其尊古思想之一斑。
2重视阴阳五行之理，黄元御在论述病证时，十分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他根据“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治病必求本”这个大原则。极力将阴阳学说引伸到脏象、经络、气血、津液、皮肉、筋骨、毛发、孔窍、精神诸方面，都赋以阴阳的属性，用哲理概括医理，解析得透彻入微。黄元御讲五行，“皆以气而不以质”，指出“成质则不能生克矣”。从四时、方位、气象、变化，联系脏腑生成、气血本源以及精神化生等，其对五行理论运用如此广泛、深刻，阐述得如此透彻、明晰，在其他医著中是少见的。当然，他运用五行学说解释病机时也难免失之牵强，并未跳脱出五行机械循环的窠臼。
3治病主张扶阳抑阴。黄元御认为人身真阳真火是生命的“大宝”。这一点真阳原本就很微弱，因而不可将本来就不很充足的元阳误认为是有余之火而妄加清除，他极力反对“贵阴贱阳”之论，反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观点，认为“阳性动而阴性止，动则运，而止则郁，阳盛而生病者千百之一，阴盛而生病者尽人皆是”，因此他所追述的各种劳伤、杂病等诸疾中，绝大多数的病因病机都是以阳衰、水寒、土湿，木郁而立论，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他扶阳抑阴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深刻地反映在具体病证的治疗之中。他在论述“目疾根源”时说：“阴暗而阳明，夜晦而昼光，自然之理也。后世庸工无知妄作，补阴泄阳，避明趋暗，其轻者遂为瞽之子，其重者竟成夭札之民，遇谬之恶，决海难流也。”黄氏崇阳卑阴观点虽然失之偏颇，但却从另一侧面阐发了他的医学观点，这与他被庸医损目之虞不无关系。
4重视脾胃气机升降。黄元御十分强调中气升降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认为中气旺，升降和，则诸脏升降各得其宜，如果“中气衰则升降窒”，可以直接影响精（肾）、神（心）、气（肺）、血（肝）而产生他病，所以他进一步申明：“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金木之轴……医家之药，首在中气，中气在：上（脾，阴土；胃，阳土）之交、……火盛则上燥，水盛则土湿，泄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之法，莫妙于此，”此处的火、阳指脾阳，所抑之“阴”，则泛指水湿阴邪言之，黄氏之所以如此重视脾胃的原因则正如他云“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上升；胃为戊土，以阳明而主降，升降主权，则在阴阳之交。是谓中气，胃主受盛、脾主消化，中气旺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水谷腐熟，精气滋中，所以无病，”同时他还指出：“四维之病，悉回于中气，中气者……人之衰老病死，莫不出于此。”这是他对脾胃生理病理的概括，鉴于以上认识，他治病用药，主张以顾护中气为主，无不以中气升降主论，纵观黄氏立方遣药之所以偏于辛温通阳、燥湿健脾、柔肝解郁，均喜用人参、茯苓、半夏、白术、白芍、桂枝、附子、干姜等，正是他所倡导的“泄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之法，莫妙于此”的学术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