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亨（1281～1358年），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义鸟县）人。世居丹溪，故后人尊之为丹溪翁。
生平事迹
朱震亨自幼好学，日诵千言，早年习举子业。36岁时，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为师，研究理学数年，朱氏壮年时，因母患脾病，颇习医学，及后许谦卧病日久，劝其业医，遂决心弃去举子业，而致力于医学。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乃昼夜学习。但他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尽合”，于是就整装出游访师。曾遍历吴中（江苏吴县）、宛陵（安徽宣城）、南徐（江苏丹徒）、建业（南京）等地，终在武陵（杭州）受业于名医罗知悌，时年44岁。罗为刘完素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杲之说，他复授丹溪以刘、张、李三家之书，不久尽得所学而归，将许谦的痼疾治愈，从此医名大著。
震亨医术超群，医德高尚，他临证数年，活人甚众，很快名贯江浙。盛名之下，朱氏一如既往，四方救治疾患，“虽风雪载途，亦不为止”。贫苦无靠的人前来求药或请诊，他非但不计较诊资，而且百里之遥亦不辞前往，所表现出的高尚医德，深为世人所尊崇。
朱氏一生著述较多，有《格致余论》l卷（1347年）、《局方发挥》1卷、《金匮钩玄》3卷（1358年）、《本草衍义补遗》1卷。另有《丹溪心法》5卷、《丹溪心法附余》24卷等，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非其本人所作。
学术思想
丹溪之学远索《内经》，近承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兼采诸家之长又有所刨见，侧重于阐述阴虚火旺之证，论治多以补阴为主，为滋阴学派之倡导者。
1相火论。朱氏认为事物的生存离不开动与静两个方面，其中以动为主。万物的产生及人体生命的维持均以动为常，而动的产生源于相火之作用，所谓“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可见他对相火作用的重视。但相火具有常与变的二重性。在正常情况下，人身相火寄于肝肾二脏，以肝肾精血为其物质基础，并与胆、膀胱、心包、三焦都有联系，成为人体生命活动之根本。相反，在异常情况下相火动失其常，就必然会导致病变，因此，他强调要保持相火的“动之中节”。丹溪认为情志过极、纵欲过度、饮食厚味等多方面原因均可引起相火妄动，相火妄动与心火妄动密切相关，他还把“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作为相火妄动致病的病机。由此可见，丹溪之相火论既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的“阴火说”。 。
2阳有余阴不足论。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变化情况以及人体生命发生发展的过程，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体会，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的论点。他认为人体即使在正常状态下，就处于阴气“难成而易亏”的状态，再加上“人之情欲无涯”可引起相火妄动，进一步损伤阴精，而导致阴精虚损的病变。此外，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动易而静难”，而“凡动皆属火”，故相火妄动成害，将煎熬真阴，产生阳有余阴不足的结果。据此在临证治疗上，他创用滋阴降火法，善用大补阴丸等滋阴降火之剂，被后世医家称为“滋阴派”。
朱氏还认为“阳有余阴不足”是早衰的重要原因，并把养阴抑阳作为贯穿于人生从少壮到衰老全过程中的主要摄生原则，提出幼年时不宜过于饱暖，以护阴气，青年当晚婚以待阴气成长；婚后当节制房事，摄护阴精；节制肥甘厚味之食，提倡素食茹淡，主张通过脾胃以养阴气，因为“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入补阴之功”，同时他还十分强调正确处理动与静的关系，主张在动的基础上“主之以静”，要求人们清心寡欲，以保养阴气，使人体的阴阳保持平衡。
3阴升阳降论。阴阳的升降既有阳升阴降，又有阴升阳降。朱氏接受了东垣论阳升阴降，而特重于阳气升发的观点，在论治阳气不升时也主用升阳益气。但他又以“阴阳比和”为出发点，阐明了阴升阳降的问题，指出人身之气“阳往则阴来，阴往则阳来，一升一降，无有穷已”，以五脏而言，“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脾居其中；以水火而言，“心为火居上，肾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气血而言，“气为阳宜降，血为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强调要达到阴阳比和，必须以阴升阳降为基本条件，丹溪并以此作为分析病机和诊治疾病的依据，这无疑是对东垣学说的很好补充。
4辨证论治心法。丹溪虽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善用滋阴降火之法，但他也十分重视辨证论治，在其所著的《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书中，都示人以辨证论治的法则。他不仅善于运用诸如地黄、黄怕等滋阴降火之药，而且也善于应用如附子、黄芪等温补阳气之剂。对于火病的论治，尤为精到，提出了“气有余便是火”的著名论点，主张“实火可泻”，“虚火可补”，“火郁当发”，创用滋阴降火之法，对后世医家影响甚大。
朱氏对杂病的辨治，也有其独特的见解。如对中风的论述，他在河间“将息失宜水不止火”说的基础上，提出痰热生风的理论，治疗则分血虚、气虚、挟火、挟湿，有痰则“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他还详细阐述了痰病的机理，指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可以导致多种病证，故“百病多有兼痰者”，认为治痰当分标本，“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且“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行则痰饮化而津液行。又如对郁证的论述，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具体可分为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6种，它们既可单独为病又常相兼致病。一般都由气郁为先，若郁久则多能化热生火，故治郁重在调气，郁久须兼清火，其所制越鞠丸方，至今为临床所沿用。
朱震亨治医能发挥经旨，参合哲理，贯通诸家而独抒卓见。他创用滋阴降火法，为养阴学派之先导，对明清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他于杂病之辩治也多有创见，为后世医家所宗法，明·方广在《丹溪心法附余·自序》中评价丹溪说：“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张长沙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杂病，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实又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可谓褒奖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