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俞氏坚持学习唯物辩证法，并运用于科研的临床实践之中，受到省内外中医同道的好评。已故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曾赠五言律诗一首：“瞻韩在厦门，快慰不胜言。志向高峰立，医从绝顶论；擘经徵旧学，唯物印新痕。吾辈前辈业，沧溟气可吞。”给予极大的鼓励。
一、对《伤寒论》及其作者的评价
《伤寒论》集秦汉以前医学之大成，仲景创立六经辨证法则，不仅为外感发热疾病制定了纲领性诊治大法，而且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本论被公认为承先启后的经典著作。张仲景也被推崇为医中之圣。但是，《伤寒论》并非完美无缺。分述如下：
1．从《伤寒论》篇首开题（今人通称张仲景原序）中可以看出，仲景撰着此书除总结自己临床经验外，还参考了大量古代文献——勤求古训，并广为收集他人经验和民间验方——博采众方。其中，仲景临床经验（包括六经与他人经验的重复验证）是全书的精华。但是，应当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个人实践的局限性，《伤寒论》中也难免掺杂一些主观或不成熟成分。
如把三百九十七条看作“条条皆真理”是值得商榷的。
2．《伤寒论》中的“伤寒”、“六经”、“阴阳”、“营卫”、“气血”等术语，都是援引《内经》、《难经》。《伤寒论》集“内”、“难”理论和仲景实践经验于一书。因而书中许多观点，有的遵循《内经》，有的则与《内经》不尽相同。例如，“阴阳”、“六经”等名词，仲景原意与《内经》就有差异。
《伤寒论》中三阳三阴病名均承《素问》，但所述病证却与《素问》大有不同。仲景总结伤寒诊治规律，实际是按证候归类，只是引用三阳三阴定立病名为纲而已。由于各自概念未曾言明，容易使读者误解。
3．仲景在撰著《伤寒论》之前，对外感热病，包括当时所称的伤寒、温病、时气、温疫等曾进行过观察、研究，原试图对所有热病作系统总结。可是由于个人精力、时间以及所能收集、观察到的病例都有限，加上历史条件（如药物品种较少、有病无药）等多种原因，事实上无法做到。
因此，他既有大量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够成熟的经验（如温病方面的总结还不全面，对厥阴病的认识还不成熟），甚至还有失败的教训。正如原序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文化工具的缺乏（晋唐以前无印刷术，全赖传抄）、医学思想的保守（秘本不肯公开），以致各本《伤寒论》就有不少互异之处，给后学留下了一定困难。
俞氏认为，《伤寒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用以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一些不成熟甚至错误之处，必须应用唯物辩证法加以整理
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他在《试以唯物辩证观点剖析〈伤寒论〉》一文中（见本文“医论”部分）较全面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此外，他在《〈伤寒论〉各家注释校勘意见选评》（《福建中医药》1962年4～6期）和《试析〈伤寒论〉中的发热》（见《中医杂志》1981年9期）等文中，也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研究。
二、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察病情、采取治疗措施的基本法则，是理、法、方、药有机组合的诊治体系。这一诊治体系是我们祖先在长期临证过程中，由实践到认识，在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内容。
俞氏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应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医辨证论治，著有《中医辨证论治与唯物辩证法》一书（由福建省中医研究所印，1961年内部发行）。同一时期，还先后发表《论中医学术的整体观》、《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气、阴阳、营卫、津液》、《我对疾病内外因关系的认识》等文，这些文章都是对《中医辨证论治与唯物辩证法》的辅翼与补充。
1．中医学术思想的唯物观。唯物主义首先承认物质（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祖国医学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认识到人体内外都是物质存在。俞氏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临床事实，阐明了气、阴阳、五行、营卫、精、神、津液、六淫、邪气、痰、瘀等的物质概念。认为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才建立了中医学术体系。如果仅把它们看作中医“术语”，没有物质基础，中医学就是唯心的了，那么辨证论治也无非是人们的主观虚构，没有临床指导价值了。所以，研究辨证论治，首先要明确唯物观这一前提。
2．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观。祖国医学认为人体是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个完整统一性，一方面是机体内部的完整统一，另一方面是人与外界环境的完整统一。整体观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主要反映下列几方面：——阴阳的对立统一。调和阴阳，使之恢复相对平衡，是中医诊疗的基本特点。由于阴阳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之间有着相互资生、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因此，无论是采取抑阳救阴或抑阴救阳治法时，都要适当照顾到另一方。——脏腑相关。基于对脏腑整体观的认识，在治疗时就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根据经络与器官组织的主司、传导及表里相联等关系，采取整体疗法，如肝肾同治、肺脾同治、金水相生、治肝之病必先实脾、肃肺而通大肠、泻心火而利小便等。——天人相应。基于对“天人相应”的认识，治病时必须“合人形以法四时”，注意结合地理、气候因时因地制宜。——情志与疾病的关系。生活条件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有很大关系，因此临床上必须全面考虑问题，从各方面寻找病因，针对病因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
3．中医辨证论治若干辨证规律：
①内因与外因。疾病的内外因概念，历代医家见解不一。
他认为内因指正气虚，外因指六淫以及外在异常事物的刺激，可用“邪气”两字概括。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祖国医学也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说法，表明内因在发病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在治疗上强调维护正气，主要措施包括扶阳气、保津液、护胃气、调和营卫等。当然，在外邪强烈的情况下，也注意祛邪以解除外在因素。但有两个前提，一是祛邪旨在扶正，二是邪盛正虚应顾正气。
②共性与个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表现以及治疗方法，既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知道共性，才能掌握其规律，才有诊治理法可循；了解个性，才不致被常法机械套住。既知共性，又晓个性，认识疾病、处理疾病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比如伤寒病，由表入里、由阳传阴、由经至腑，这是一般规律；但也有不自太阳始而直中太阴、少阴的，还有自阴出阳的，这又是特殊情况。又如，发汗、利小便为治太阳病两大法门。但太阳病也有不宜发汗或利小便的；清热，泻下为治阳明病两大法门，但阳明病也有不宜下的，这些都是同中有异。温阳法中，又有温阳固表、温阳固涩等细法之别，也是同中有异。
③现象与本质。临床上往往遇到疾病的表面现象并不完全与疾病本质相符，甚或症状与疾病性质完全相反；有时性质完全相反的疾病，却会呈现出若干相似的表象来。因此，他强调临床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详细诊察，精心辨证，便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辨识疾病的真假。如判别邪之在表在里、属寒属热，以证为主；判别虚实真假，以脉虚从脉、证虚从证；形气与脉象真假，以脉象为凭。疾病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有的仅是量变，有的则是从量变到质变。所以必须用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去认识和处理疾病。如从栀子豉汤证（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心中懊憹）到栀子厚朴汤证（心烦腹满，卧起不安），即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上焦到中焦）。由于性质已变，方药亦随之而异。
④本与标。中医标本论含义广泛，就邪正双方而言，则正气为本，邪气为标；就病因与症状而言，则病因为本，见症为标；就病变次第而言，则先病为本，后病为标；就病所而言，则病在内为本，病在外为标。分清标本，便能抓住主要矛盾予以解决。临证运用标本指导治疗的先后，一般都按照“治病必求其本”的原则，治本为先。但是，由于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标本可以相移，在标病危急之时，又应以治标为要务。
俞氏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医辨证论治，提出四诊为辨证手段，八纲为辨证纲领，治疗原则的选择为论治关键，方药严谨组合为论治的具体措施。临证中以中医基本理论为基础，审证求因，审因论治。从辨证到治疗，理法方药融为一体。
中医学术理论具有唯物、辨证的成分，但不够完善。俞氏认为：
①中医对物质与范畴分别不清。例如气、阴阳、五行和营卫等，有时指物质，有时又作属性、规律、动力、功能解释。
②中医对脏腑的认识，有的是器官，有的仅是对它们生理功能的一种假设。同一脏腑有两种以上的解释。
③中医应用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内外各种事物的互相联系、制约的关系，在医学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由于五行学说的局限性，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的不断发展，曾经是执简御繁的五行归类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出它的臆测性。
④中医辨证论治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逻辑推理方法，确有其鲜明特色。但辨证的根据主要是病人主诉和医者的直观感觉，难免夹有一些主观成分。同一个病人，请几个中医会诊，常得出几种不同的结论。有的病在无证可辨的情况下，往往凭经验施治，等等。
基于以上看法，俞氏提出，要提高和发展中医，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除了具备坚实的中医基本理论和实践能力外，还要掌握有关的现代科技知识（包括现代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