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伯雄小传及医术概要

费氏家族世代以医为业，高祖云庵，常与镇江名医王九峰切磋医学，是晚清以来孟河四大家之一。费伯雄少时习举子业，会写诗作文，擅长下棋弹琴，弱冠即有文名。后来弃儒学医，承传家学，潜心研究《灵枢》、《素问》及张仲景以后诸多名医大家的医学著述。“擅长治疗杂病而享誉医坛。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名噪江南，远近求医问学者络绎不绝。费伯雄觉得当时医界不善于继承前人学术成就，他呕心沥血，尽平生之力，将自己的医学见解和临床经验著而成书，名曰《医醇》，共24卷，未及刊印，即被兵乱焚毁。晚年追忆原书内容，重新撰写，但“不及十之二三”（《医醇賸义·自序》），改名为《医醇賸义》，计4卷。其他著作有《医方论》、《怪疾奇方》、《费批医学心语》、《费氏食养三种》（《食鉴本草》、《本草饮食谱》、《食养疗法》）等。

费伯雄的医学诊治主张是戒偏戒杂，而要醇正，“和治”、“缓治”，以平淡之法而获奇效，不尚矜奇炫耀。他说，“醇正”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功。若仅如是，是浅陋而已矣，庸劣而已矣，何足以言醇正”！“所谓醇正，在义理之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医方论·自序》）他一生精心研究历代各家医学要典，从中吸收其精华，即意在力求醇正，力避芜杂。如对金元四大家，他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避短就长，使自己的医术达到醇正的要求。他认为张元素、刘完素，善散善攻是其长处，但用药太峻即是其短处。李杲，朱丹溪“一补阳，一补阴，实开二大法门”，但李喜用升麻、柴胡，朱常用知柏，他却不甚执着，而是以自制性缓平和方剂为多。关于“和缓”，费伯雄认为：“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毒药治病去取五，良药治病去其七，亦即和法缓治也。”“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医醇賸义·自序》）他对那些不深究医理、严加辩证而妄自“眩异标新”的庸医，直斥为“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他本着醇正、和缓的医学思想化裁古方，创制新方，能够切中病情，往往获得良好的效果。《谦斋医学讲稿》在评论费伯雄治肝方时说：费氏“滋补肝肾的药用药较重，潜镇药亦重；调气、和血、清热、降火只是一般用量；柴胡、薄荷用来宣散郁火，多不超过一钱”。可见费氏平中见奇的醇正和缓思想。

对于医学界执偏就杂而不能归之于醇正、和缓的原因，费伯雄作了深入精到的分析他认为：“学医而不读《灵》、《素》，则不明经络，无以知致病之由；不读《伤寒》、《金匮》，则无以知立方之法，而无从施治；不读金元四大家，则无以通补泻温凉之用，而不知变。”（《医方论·发凡》）这即是说，学之不深不博的浅薄之辈，想在医学上获得炉火纯青的医技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可能做到醇正、和缓，而只会去标新眩异以惑众，而害人害己。

费伯雄对待医界前贤，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是优长他坚决地予以肯定，有错误或不足则坚决地予以指出，并进而阐发自己的见解。如对喻昌的《秋燥论》，即是这样。喻昌曾指出经文“秋伤于湿”是“秋伤于燥”的错讹。费氏赞誉此为“独具只眼”。可另一方面，费伯雄又指出喻昌将“燥”作“凉”解，是不切当的。他认为秋属阳，主暴，“秋日爆烈，言暴之干”。（《医醇腈义·秋燥》）他的解释是“燥者干也，对湿言之”。或者说“燥者，燥烈也，不能滋润也”。“立秋以后，湿气去而燥气来“：“初秋尚热，则燥而热；深秋既凉-则燥而凉。燥为金体，而以热与凉为之用”。燥必“兼此二义，方见燥字圆相。若专主一边，遗漏一边，恐非确沦。”（同前）

从总体上看，费氏对疾病的辨治，一方面继承了《内经》、《伤寒论》及历代医家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但另一方面，也阐发了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异议。如关于劳损，他一方面尊循扁鹊五脏损证的理论，及《金匮要略》七伤学说；另一方面他又对后世论劳损专主肾脏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说：“七情之伤，虽分五脏，而必归本于心。”（《医醇賸义·劳伤》）另外，他认为：痿分五脏痿，关键则在肺和胃；痹症，既以风、寒、湿论痹，又按脏腑痹分类；诸痛，有肺气痛、心气痛、肝气痛、肾气痛、脾湿痛等。

费氏家学源远流长，儿子应兰，孙子绳甫、荣祖、绍祖均继承了祖辈之医业。特别是费绳甫，精于临证，求诊者日以百计，治虚证别有心得，以养胃阴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