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钧小传及医术概要

高秉钧初为范圣学、杜云门高足，后由儒而医，精内，外科。于《灵》、《素》，张、刘、朱、李诸书，莫不参究，故其治病，效如桴鼓，名重一时。他业疡科30余年，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疡，强调辩证论治。不以秘方灵药自炫，著《疡科心得集》3卷（1809年）立论甚精，颇多发明。另著有《谦益斋外科医案》（1805年），并与吴长灿合辑《景岳新方歌》1卷。

高氏认为“外病与内证。异流而同源”，故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疡，强调辩证论治，重点发挥治病求本的道理。他认为求疡证之本有二。第一是病因，内伤七情，外感六淫，以及饮食劳倦，跌压虫兽伤等不内外因。第二是边走边，除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外，还要辨脏腑经络。得其病因则知病证之所以发生，明其辨证，则知病证之所以传变，二者皆为病本之所在。使据以立法施治，则无论内外疮疡，皆无遁情而温凉补泻，自无差忒矣。他说：“《经》曰，治病必求其本”者何？曰：脏也腑也。阴阳也，虚实也，表里也，寒热也，得其本，则宜凉宜温，宜攻宜补，用药庶无差误。倘不得其本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诸。”在求本的过程中，又认为“审其脉以辨其证”最关紧要，盖证之寒热虚实有所难辨时。从脉之真假微盛，往往足以为之佐证。

对疮疡之辨治，高氏首先提出结于皮肉的疮疡非属外证，而其病变的根源在于内在的脏腑，故云“脏腑受病之根源皮肉结疡之枝叶”。而脏腑之所以发生疮疡病变，但有两个方面，一是郁热蕴结于中，一是湿热侵袭于外，其次提出辨治疮疡。既要通过或痛或痒的临床表现。以分析其为痈为疽，是疖是疔某某病，还要多方探索其所以致之因，为内伤。为外感，及时求其病因而治，不能有所延误。又其次谓辨治疮疡未溃之前和已溃之后，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未溃之前多热，已溃之后多虚，未溃之前多宜透发热毒。已溃之后多宜温养气血。所以他说：“初肿毒成而末破，一毫热药不敢投，先须透散。若巳破溃，脏腑既亏，饮食少进。一毫冷药吃不得，须用和营扶脾，”此就一般情况而言，“然更当酌以时令，审以脉理，辨其虚实决以轻重，量势而用，庶不致夭人之天年也。”第四，他指出许多疮疡往往由于它种疾病，治不得法，传变而来，失于发表的还得继续解表；失于清热的，还得继续清热。痰热内结的，必须消痰泻热令尽，才能考虑他种方法，特别是要注意疮疡发生的部位，由于部位不同，经脉不同，发疮疡的性质就往往因之而不同了。第五，辨证疮疡，必须脉证合参，两相印证，才能分辨其寒热虚实之所在。第六，如果须用刀针时，必须审察清楚疮疡中脓的有无多少，以及溃脓部位的大小深浅，然后恰如其分地用刀用针，总以达到泄脓出毒为止，过与不及，均非所宜。最后提出由于疮疡的病变发生于内，故临床辨治，必须重视疮疡的全身症状的反映，病变重者。全身症状亦多而重；病变轻者，全身症状亦少而轻，要不出于内科病证之理。故执内科以御外科。最为捷要。

高氏还论述了疡科四绝证之证治。指出：“大方中有四绝证风劳臌膈是也；疡科中亦有四绝症，失营、舌疳、乳岩、肾岩翻花是也。”高氏论失营，与今日临床所见之鼻咽转移癌颇相似，其治疗“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血气，解郁结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他论舌疳谓：“其证最恶，初如豆，后如菌。头大蒂小，又名舌菌，疼痛。红烂无皮。”日久迁延发展，可成为牙岩，或成为翻花岩，亦似癌变类的病证。高氏谓“乳疡之不可治者，则有乳岩”，“初如豆大，浙若棋子，不红不肿，不疼不痒，或半年一年，或两载三载，渐长渐大，始生疼痛，痛则无解，日后肿如堆栗，或如复碗，紫色气秽，渐渐溃烂，深者如岩穴，凸者如泛莲，疼痛连心，出血则臭。并无脓水。其时五脏俱衰。遂成四大不救”，高氏所论肾岩翻花，则类似于今之阴茎癌。他对四绝证的治疗则主张以补为主。“以冀其久延岁月”。

另外，高氏对疡科病机的阐发、症状的描写及处方用药等，都明显地受了温病学派的影响，认为“疡科之证，在上部者俱属风湿、风热……在下部者俱属湿火，湿热……在中部者多属气郁、火郁”，故治疗上如采用温病方的紫雪丹、《局方》的至宝丹及犀角地黄汤等，所以亦被称为温病派。

总之，高氏治疗疮疡疾病经验丰富，其立论甚精，颇多发明，在外科辩证方面有较详细的说明和发挥，强调辨证论治。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疡，而不反对手术方法，为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