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仪洛。字遵程（18世纪中叶），浙江海盐人。
生平事迹
吴仪洛幼业儒，乾隆初，弃儒学医，披览家藏医书，研究医学，立志以医术济世。为增进学识、开拓眼界，曾游楚、粤、燕、赵等地，并留滞浙江四明（宁波）达5年之久，阅览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故读书广博。阅历亦深，后归里业医资贫拯危，名噪一时。他认为“医学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刚在辨证，其次则在用药。理不明。证于何辨？证不辨，药于何用？”著有《成方切用》12卷（1761年）。《本草从新》18卷（1757年）、《伤寒分经》10卷（1766年）等。对后世影响较大，另有《四诊须详》、《女科宜今》、《一源必彻》等书，巳佚。
学术思想
1重视实用，不尚浮华。吴氏治学以切于临床实用为宗旨，其著《成方切用》即根据“方有宜古不宜今者”和“医贵通变。药在合宜”的观点综合《医方考》与《医方集解》两书内容，进行删改补充收集古今成方1100余首，分为24门，每方依次叙述适应证候、组成药物与加减法、方义及附方、其用意为“切于时用之方”。而尤期用方者之切于病情也”。
吴氏认为汪昂之《本草备要》“汇集群言，厥功甚伟，而辨讹考异，非其所长”，并指出汪氏“不临症专信前人，杂揉诸说，无所折衷，未免有承误之失”，故对《本草备要》重新修订，保留其中半数内容，半数作增改，并补充了一些《本草纲目》所未收载的药物，如太子参、西洋参、燕窝、冬虫夏草等，名为《本草从新》。他认为“注本草者，当先注明所以主治之由，与所以当用之理”，选药以实用为宗旨，凡订正的内容均系临床实践总结所得，药味增减亦以临床实用为依据，对“有名无用之药”，俱予刪除。
2对药性理论的研究。吴氏重视《内经》有关气味理论，并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其（药性总义》云：“凡寒热温凉，气也。酸苦甘辛咸，味也；气为阳，味为阴，气厚者为纯阳，薄为阳中之阴；味厚者为纯阴，薄为阴中之阳，”说明气味有厚薄，寒热有偏胜，禀质不同，其功亦异。对具体药物而言，气味阴阳并非孤立，必须合而视之，他说“凡根之在土中者，半身以上则上升，半身以下则下降；虽一药而根梢各别，”为总结药性功能提出了较全面的理论基础。在用药法象方面，吴氏根据五色入五脏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学术见解，提出以形、色、性、味来区分用药。认为“色青、味酸、气臊，属肝，入肝”，“凡轻虚者，浮而升，重实者，沉而降；气厚味薄者，浮而升，味厚气薄者，沉而降”，尝谓“气味以辛甘为阳，酸苦咸为阴”。以气味之厚薄。法天地阴阳之象，以气味性能，法四时万物变化之象。从而研得药性要旨。是谓之“升降”。他指出“气无形而升，故为阳，味有质而降。故为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吴氏认为药性具有升降之能，实由其气味参合而定。他对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作用的总结归纳，为药物功效与临床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对药物真伪的鉴别、药物功效的辨异以及加工炮制方法等，吴氏均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3对《伤寒论》之疏注。吴氏对喻昌《尚论篇》推祟备至，认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后，纲目已混，错乱不堪。惟喻氏能纲举目张，将397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分经合理，故其著《伤寒分经》，基本采用了喻昌《尚论篇》的编次和注释，对喻氏不够详尽和欠妥之处，则稍加更易，除承袭喻说而外，无甚发明，只是在条文中略衬细注，就其义而疏明联贯。正如吴氏所言：“至于仲景原文，词约旨远。体认不精，缪以千里，窃为添注脚于其中，俾有志斯道者，籍为筌蹄焉。”如其注释《伤寒论》第一条（括号中的文字为吴氏所加）。“太阳之为病，（不论中风伤寒）脉（则俱）浮，（证则俱）头项强痛而恶寒。”又如：“太阳中风，（卫为邪气所充，故）阳（脉）浮（于外），而（营无邪气之亢。故）阴（脉微，弱（于内）。阳浮者（不待闭郁，而）热自发，阴弱者（不能内守，而）汗自出。（内气馁而）啬啬恶寒，（外体疏而）淅淅恶风。（气蒸湿润而，翕翕发热，（比伤寒之干热不同。阳热壅于上，而）鼻鸣干呕，（如是者，宜解散肌表之邪），桂枝汤主之。”通过这样疏注，使条文的词语连贯、通畅，条文的含义得到阐发，便于初学者理解、掌握原文的精神。后来陈修园在著《伤寒论浅注》时，亦采用了这一方法。
总之，吴仪洛对本草、方剂及伤寒之研究，均以切于临床实用为宗旨，他重视实用，不尚浮华的思想。值得后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