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石（17世纪），一称汪绮石，明末人，具体姓名、生卒年月与里籍均无从考证，但人称之为绮石先生。
生平事迹
绮石精研医学，对医理之深究，乃以《素问》、《灵枢》为宗旨，兼采诸家，而尤能斟酌于东垣、丹溪与薛己之间。他认为“斯三先生者，皆振古之高人，…然皆主于一偏”，若偏执东垣以治病，未免以燥剂补土，有拂于清肃之肺金；若偏执丹溪以治者，全以苦寒降火，有碍于中州之土化；又偏执立斋补火之说，不离苁茸桂附，则难免助其郁火郁热。而主张“执两端以用中。合三部以平调，一曰清金保肺，无犯中州之土，此用丹溪而不泥于丹溪也。一曰培士调中，不损至高之气，此用东垣而不泥于东垣也，一曰金行清化，不觉水自流长，乃合金水于一致也”。这种师古不泥，富有创见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绮石先生医道高明，业求精专、尤其善治虚劳，著有《理虚元鉴》2卷，为诊治虚劳之专书。
学术思想
绮石善于继承前学而不为所泥，贯通其学而有所新见。对虚劳的病因、病机、证治及防护等论述周详、形成了自己独具风格的学术思想。
1致虚之由，创立六因见解。绮石认为：“虚证有六因：有先天之因有后天之因有痘疹及病后之因，有外感之因，有境遇之因，有医药之因。”此说虽不能将虚劳的病因概括无遗，但足以说明它是重要的因素或条件验之临床。亦是切实可取的。
2审虚认证，以肺脾统阴阳。绮石认为虚劳之病。”或为阳虚。或为阴虚。阳虚之久者，阴亦虚，终是阳虚为本；阴虚之久昔。阳亦虚，终是阴虚为本”，阴虚之证的病机主要是精血不足，水不济火以致阴虚火亢。相火上炎，伤其肺金所致虽有五劳七伤之异名，而要之以肺为极则”，并指出“肺气一伤百病蜂起风则喘，痰则嗽，火则咳，血则咯以清虚之脏。纤乔不容。难护易伤故也”。其具体见症，如劳嗽、如吐血、如骨蒸，极则成尸疰。凡此种种其病皆主宰于肺。
阳虚之证有夺精、夺火、夺气的不同。虽然夺精、夺火主于肾。夺气主于脾。但三者之中，以中气不守为最险。“尝见阳虚者汗出无度，或盛夏裹棉，或腰酸足软而成痿证。或肾虚生寒，脾弱滞湿，腰背难于俯仰胻股不可屈伸而成痹证或面色㿠白，语言轻微。种种不一。然皆以胃口不进饮食，及脾气不化为最危”：所以阳虚之病。悉统之于脾绮石对虚劳从阴阳分证，从五脏着眼而尤重于肺脾。提出“阴虚之证统于肺，阳虚之证统于脾”较之以脾肾论虚劳者。亦显示出他的特点。同时。他论阳阳亏虚十重电视二者间的联系。所以反对偏执补火之说与偏寒凉伤中。一以中和为治，这是他的成功之处，足补前人所末备。
3治虚大法，提出“三本”、“二统”。绮石云：“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指出对虚劳的治疗，必须紧抓肺脾肾三脏为根本，在此三本之中，他尤重视于肺脾二脏。即“治虚二统，统之于肺脾而已。”所谓二统，主要是针对阴虚与阳虚而言。前人对阴虚之治，重在补肾水，对阳虚之治，重在暖命火，而绮石先生认为“补肾水者，不如补肺以滋其源；补命火者，不如补脾以健其中”。他指出：阴虚劳症，“未见骨蒸、劳嗽、吐血者，预宜清金保肺；已见骨蒸、劳嗽、吐血者，急宜清金保肺；曾经骨蒸，劳嗽、吐血而愈者，终身不可忘护肺此阴虚之治。所当悉统于肺也。…“阳虚之治虽有填精、益气、补火之各别，而以急救中气为最先。有形之精血不能速生；无形之真气所宜急固。此益气之所以妙于填精也。回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续清纯之气者，有冲和之美。此益气之所以妙于益火也。夫气之重于精与火也如此。而脾气又为诸火之原。安得不以脾为统哉！”总以清金保肺为治阴虚之大法，甘温益气为治阳虚之大法。由此可见，绮石对于虚劳之治颇有卓见。
4防微杜渐。力主早期防治，绮石之于虚劳既精于治疗复重于摄养。对虚劳的预防。积极主张未病先防。既病早治，并从情志、气候、用药、饮食等方面，提出了虚劳防护的具体方法。其一为知节即保养精神，指出要节嗜欲以养精，节烦恼以养神，节忿怒以养肝，节辛勤以养力，节思虑以养心，节悲哀以养肺。其二为知防，“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其目的在于避免正气之重伤：三为二护，指出“寒从足起。风从肩俞、眉际而入，病者常护此二处，则风寒之乘于不意者少矣。”四为三候。认为在一年四季之中，最与虚劳有关者是春初、仲夏与夏秋之交。此三候中。如有一候未曾透过。便能增病，这是气候与病相克之故，宜加意调摄。五为二守，“二守者，一服药，二摄养。”强调虚劳病必须治之以恒，并结合调养为宜。其六为用药三禁，“一禁燥烈，二禁伐气，三禁苦寒是也”。
绮石治学严谨，师古而不泥古，对虚劳之诊治方法，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卓越的学术创见。对虚劳的病机阐发，审证议病，施治法则，预防措施等别具一格，自成体系，他是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对虚劳认识最有成就的一家。故柯怀祖序评价曰：“绮石之论虚劳，犹仲景之论伤寒，非举一而废百也。韩昌黎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绮石岂在仲景下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