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性（1582～1652年），字又可。号澹斋，明末吴县（今属江苏）人，居太湖洞庭山。
生平事迹
吴又可生活于明王朝行将倾覆之际，当时饥荒战乱，疫病流行，其中崇禎十四年（1641年）流行的一次温疫，遍及江苏、河北、浙江、山东等省，百姓死者无数，诸医“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不见其殆也”，吴氏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他尖锐地指出：大批因疫而死者并非死于病，而是死于医，是因为广大医学家对传染病缺乏研究造成的。基于这一认识，他对温疫“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在总结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以及认真探讨实践后，著成《瘟疫论》2卷、《补遗》1卷（1642年），为我国医学提供了传染病学的专门论著。
吴氏一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包括一些疑难大症，且往往是出奇制胜，他重视事理，不轻信书本，富有创新精神。如论蛔厥说：“疫邪传里，胃热如沸，蛔动不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蛔因呕出。“每见医家引经论以为脏寒，蛔上入膈。”又云：“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以为依经傍注，坦然用之无疑，因此误人甚众。”另外。他治疗疾病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病人负责，明知病人必死，还尽力予以救治，诚如他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含药而亡。”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学术思想
吴有性根据当时温疫流行的实际情况，并在河间热论的影响下，据《素问》经络募原之说，创立了温疫学说，对传染病之病因、传染途径、流行特点以及治疗原则，作了充分的论述，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l提出了全新的温疫病病原学：吴氏认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这种异气为“戾气”或“杂气”，并肯定戾气也是一种物质。所谓“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不过这种物质是我们的感觉不能直接察觉到的，“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且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从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突破了明以前的医家对疫病病因所持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论点。他还认为戾气是多种多样的，“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偏于一方，沿门阖户，众人相同，此时行疫气即杂气所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这是对病原体特性的认识、戾气又是有“特异性”的，他说“偏中于动物者肉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固其气各异也”，这是对病原物种属感受性、或种属免疫性的认识。他的这些论述，与今日病原微生物的某些特性是很相近的。尤为可贵的是，他肯定戾气也是一切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从而把传染病因与外科感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在当时条件下，吴氏能有如此深刻认识，令人赞叹。
2正确认识别瘟疫发病的某些规律。吴氏认识到疫病传染的来源是自然环境和人与人的相互传染，而且确认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他明确指出：“邪之着人有自天受之。有传染受之。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他对戾气、人体、疾病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正确阐述。认为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他还提出戾气种类不同引起的疾病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所谓“…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另外吴氏对戾气致病的大流行与散发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等均有所论述。
3对温疫的传变和治疗吴氏也有不少独得之见，他认为疫邪侵入人体首伏膜原居于半表半里之间，由于感邪有轻重，伏匿有深浅。体质有强弱，传变方式亦不同：他通过长期临床实践，将其归纳为但表不里，表而再衣，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9个类型，称之“九传”。吴氏对瘟疫的治疗贯穿了一个“客邪贵乎早逐”的原则，逐邪之法尤推重大黄之类药物。主张“急证急攻’，邪伏募原，宜以达原饮疏利祛邪；邪热散漫于外，即以白虎汤清肃肌表使之经由汗孔而解，及其分传表里，以三消饮因势利导，促使邪毒早日分离，邪结胸膈者。用瓜蒂散因而越之；邪结隔下者，用承气汤引而竭之；温疫初解以养阴为主，忌用参，芪、白术等温补，“得之反助其雍，余邪留伏”，必生变证。吴氏认为治病须治本，不必治标，其“本”实际指病原及病理转化产生症状之原因，在对传染病的治疗上，强调了原因疗法，他说：“今时疫首尾。一于为热。独不言清热者，是知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己：夫邪之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他还提出了“以物制气，一病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的设想，认为一病有一病之毒，一毒有一药以解之，在寻觅治疗戾气的有效药物方面迈开了新的一步。
早在17世纪中叶，吴氏对传染病能有这样一系列比较科学的见解，确实难得。这固然是他深入观察、穷于格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能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从实际出发和具有反对尊古、泥古的创新精神所致。他在温病学上提出的伟大创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后世医家刘奎曾高度评价他“释千古之疑，泄乾坤之秘，洵堪方驾长沙。而鼎足卢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