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纶（约1460～1537年），字汝言，号节斋，浙江慈溪人。
生平事迹
王纶出身官宦之家，1484年进士，历任礼部郎中、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史，正德中{1506～1521年）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年轻时，因父病钻研医学，后在仕途，乃未断钻研，并为人治病。《慈溪县志》引嘉靖《府志》，说他“朝听民论，暮疗民疾，历著奇验”。
王氏治学主张“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在医理上以《内经》为主，推崇《内经》如儒道之“六经”，并受张仲景、刘河间及金元四家学说影响，认为仲景、河间、东垣，丹溪四子之书，初无优劣，但各发明一义耳”，故提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以贯之，斯医道之大全矣”的学术主张，著有《明医杂著》6卷（1502年）、《本草集要》8卷（约1500年），对后世医家有一定影响。
学术思想
王纶于内伤杂病的辨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其治疗多宗东垣、丹溪两家之说而尤有发挥。
1论发热证治。王氏认为“发热症类伤寒者数种，治各不同，外感、内伤乃大关键”。在外感方面，又以寒热为辨，指出若“为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若是“天行温疫，热病……宜用刘河间辛凉、甘苦寒之药以清热解毒”。对于内伤发热，则以阴阳为纲，若内伤元气阳气下陷，内生虚热，“宜用东垣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其重者宜用“东垣法加熟附子补之”；若内伤真阴，阴血既伤，阳气偏旺而变为火，则依丹溪之法”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火自降”。王氏对血虚、阴虚发热之论治剖析甚微，认为“若阴微阳强，相火炽盛，以乘阴位，为血虚之病。以甘寒之剂降之，如当归、地黄之属”：“若肾水受伤，其阳失守，无根之火，为阴虚之病。以壮水之剂制之，如生地、玄参之属。”
2对胆胃学说与滋阴学说的阐发。王氏承丹溪之说，在治疗上亦强调补阴，认为“补阳之药，自少至老不可缺”，如能“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王氏在丹溪大补阴丸基础上，自制“补阴丸”方，作为滋阴降火之剂，并经常与葛可久所制诸方同用以作劳瘵“收功保后”之治。该方与丹溪大补阴丸相比，加入天冬、白芍、五味的同时，并益以锁阳、甘杞、干姜等味，体现了补阴而不伤阳及阴阳互济的思想。
在脾胃论治方面，王氏继承了东垣学说且多阐发。除详论脾胃的生理特点和病理变化之外，其突出贡献在于他结合东垣、丹溪之学提出了脾阴说。王氏认为治脾胃须“分阴阳气血”，反对概用“辛温燥热，助火消阴之剂”，否则使“胃火益旺，脾阴愈伤，清纯中和之气，变为燥热，胃脘干枯，大肠燥结，脾脏渐绝。”他认为胃火旺与脾阴虚是互为因果的，不只胃火旺可伤及脾阴，反之“脾胃阴虚则阳火旺”。这种脾胃阴阳分治的论述，俱是他的卓见，对后世“脾阴”、“胃阴”学说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同时，王氏又善于把补阴与调治脾胃融汇贯通，熔李、朱两家之长，而得灵活化裁之妙。
3对气、血、痰、郁的阐发。王氏对丹溪杂病心法，深有体会，认为“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进而指出：“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其治病，主张分别根据气、血、痰，参以治郁之四法，认为“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对于气病，他很重视气火炎上和气郁化火的证治，指出“凡治气郁、气升有余之证，当用降火药，乃是制其本也。”至于痰的生成，王氏认为与气血流行失常有关，同时，他又把生痰之源归于脾肾，刨“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之说，此实发前人所未发，对赵献可用六味、八味，张介宾创金水六君煎治“肾虚水泛为痰”，有重要的启示。王氏治疗痰郁，立化痰丸方，制方别具匠心，临床疗效较好，亦值得借鉴。
4论参芪理虚之宜忌。王氏宗张洁古“肺寒者用人参，肺热者沙参代之”之说，主张对于肺热及脾肾阴虚，火胜失血者忌用参芪，而以沙参及其他“甘寒之药以生血降火”，“盖人参入手太阳而能补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甘温助气，气属阳，阳旺则阴愈消”。但王氏亦重视临床辨证，并不偏废参芪的应用，如对“饮食劳倦内伤，元气、火不两立，为阳虚之病，以甘温之剂降之，如黄芪、人参、甘草之属”：“治亡血脉虚，“此（人参）补之者，谓气虚血弱，故补其气而血自生，阴生于阳，甘能生血也。”在治劳瘵时指出：“独参汤用于大吐血后，昏倦脉微细气虚者。”可见对于阳虚发热及气虚血弱和气虚血脱之证，王氏非惟不禁参芪，且认为在所必用，体现了其重视辨证用药的特点。
总之，王氏在继承前人经验及理论的基础上，善于变通化裁而有所发挥，其对内伤杂病的论治，对后世医家有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