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安时（1042～1099年），字安常，蕲州蕲水（今湖北希水县）人，自号蕲水道人。
生平事迹
庞安时幼时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从父习医，教他以脉诀，而庞安时认为不足为，只研究黄帝、扁鹊的脉。不久就学通，不时出新意。后患耳聋，更努力研读《灵枢》、《太素》、《甲乙》以及涉及医学的其他书籍，兼收并蓄，颇有心得，而尤精于《伤寒论》，以善冶伤寒名闻当世，苏轼曾赞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遗旨”。时人有“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之称。著有《伤寒总病论》6卷，另有《难经解义》1卷、《庞氏家藏秘宝》5卷、《验方集》l卷、《主对集》1卷、《本草补遗》等，均亡佚。
庞安时年方20岁，医名就传遍江淮间。他性喜读书。即使寒暑疾病也不释卷，听说人有异书，便如饥似渴地购买。他生平讲侠义，也爱斗鸡走狗蹴踘击球、博奕音乐。他为人治病，不别贵贱，招待住食，尊老慈幼，如病在己；其中不治者，必定如实相告，不再治疗；病家持金来谢，也不尽取，其医德高尚可称。
学术思想
庞氏既精于伤寒，也熟谙温病，内妇儿科，皆有研究，是一位拥有广泛实践经验的医家，其于伤寒与温病尤有发挥。
1对伤寒学说的阐发。庞氏治伤寒主要是从病因、发病入手，并结合体质、地理、气候等进行探讨，他承前人之说，认为伤寒的病因是“寒毒”，只不过是由于感受邪气的时间、地域、体质不同，而表现出伤寒（指狭义伤寒）、中风、风温，温病、湿病、暑病等不同的证候，他在《伤寒例》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予以发挥，强调一切外感热病的共同病因是“毒”。虽然“毒”有阴阳寒热的不同属性，临床表现也有中风、温热、暑湿与急缓轻重等多种多样，但只要抓住了“毒”，就抓住了一切外感热病的共性，说明外感热病治疗应重视“解毒”之法。庞氏又指出“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寒毒与营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己，怯者则著而成病矣”。认为寒毒虽已侵袭人体，但其能否发病，则取决于素体强弱与正气盛衰，而且在毒气“从化”的倾向上，庞氏也强调了素体的决定意义，认为“假令素有寒者，多变阳虚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变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阳毒也”。他对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以内因为根据的认识，颇有辩证法思想。庞安时还认识到外感发病与四时气候、地域居处密切相关，同是感受寒毒，冬时即发为伤寒，因春温气诱发而为温病，因夏暑气诱发而为热病，因暑湿诱发而为湿病等，都因四时气候变迁而发生不同的病证。不仅如此，山居者多中风中寒之疾，平居者多中湿中暑之疾，说明发病与地域居处也有关系。
庞氏对伤寒治疗。虽宗仲景法则，而善于灵活变化，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治，在治疗上也有不少宝贵经验，丰富了伤寒病的治疗方法。
2对温病学说的阐发。对于温热病，庞氏基本上分为伏气和天行两类。前者是冬时中寒，随时而变病，如春之“温病”、夏之“热病”。以及“中风”、“湿病”、“风温”等。“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耳，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伏气又可有伏寒与伏热之分，但均不同于天行温病。庞氏指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认为天行温病是感受毒性很强的异气引起，颇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病证，是外感热病中另一类性质不同的病证，其治疗与伤寒不同，伤寒“有可汗可下之理”，“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提出了温病与伤寒分治，这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庞氏从其丰富的临证实践中观察到，温病一类以温毒最为重险，他将温毒五大证与四时、五行、经络脏腑联系起来辨证论治。有一定见解，指出“自受乖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者，则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攒，秋有白气狸，冬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治亦别有法”。对温毒五大证的治疗，庞氏着眼一个“毒”字，使用大剂量清热解毒，辛温散毒之品，处方多以大量石膏为主，实为后来余师愚治温疫开了门径。另外，庞氏还专立《辟温疫论》列举“疗疫气令人不染”方，有辟温粉，雄黄嚏法，干敷散等，体现出他治温病着重预防的思想。
综上所述，庞氏治伤寒是从病因、发病着手，强调体质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广义伤寒的病因是“寒毒”，而天行温病则由“异气”引起，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指出温病中以温毒最为重险，对温毒五大证的治法遣方颇具特色，其重视预防的思想，也实为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