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约710~804年),号启玄子。仕唐为太仆令,后世因称王太仆。
生平事迹
王冰青年时就笃好养生,留心医学。据王氏自序言,他认为《黄帝内经素问》是学习、研究医学和养生的津梁,必须刻意研精,探微索隐,“识得其中的要旨”,才能“咸日新其用,大济蒸人”。但《素问》当时传本已是讹误不堪,如“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面对如此紊乱之医经,王氏精勤博访,曾师事郭子斋堂,后受得先师张氏所藏秘本,遂将旧藏之卷补入《素问》,并经过一番分类别目、迁移补缺、加字明义、删繁存要及调整篇卷的整理注释工作,历时12年,著成《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为现存《素问》之最古版本。
王氏的主要功绩是次注《素问》和传运气之说,通过对《素问》的注释,不仅融贯《内经》之旨,并广泛参考了哲学、文学、天文学及律志等书籍,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医学知识使《素问》奥义得以晓畅,诚如林亿等评价说:王冰的《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使“三皇遗文,灿然可观”。
学术思想
王冰注释《素问》,刻意研精,不仅识契真要,而且对医理多有阐发。
1倡言运气学说。王冰将《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补入《素问》,从而使运气学说成为医经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对运气学说深有研究,也能比较客观的对待运气之学说。王氏认为“五运更统于太虚,四时随部而迁复,六气分居而异主,万物因之以化生”。说明四时的递更,万物之化生,均本于自然界五运六气。运气不失常度,则时序气候风、温、热、湿、燥、寒均属正常状态,无所变异;否则,“造化之气失常,失常则气变,变常则气血分挠而为病也”。说明五运六气失常,是发生时行疫病的重要因素。王氏对运气常变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运气理论,并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异与人体发病的关系很有启发。
2详论阴阳互根。王冰根据《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的论说,对阴阳互根问题作了精辟论述。他说:“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其论简明扼要,颇得《内经》旨趣,并对临床实践也有实际指导意义。
3阐发脏腑经络生理;五脏在于人体,王冰认为其性质各有不同,即五脏各有本气,即“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认识五脏本气,对于探讨病机甚为重要。在脏腑生理方面-王氏亦有不少阐发,如《素问·经脉别论》在论述水液输布时,谈到了肺、脾二脏的重要作用,但未及于肾,王冰的注释则强调肺、脾、肾三脏的功能,他说:“水土合化,上滋肺金,金气通肾,故调水道,转注下焦,膀胱禀化,乃为溲矣。”补充并突出了肾脏的作用。对于奇经八脉的功能,王氏明确指出了冲、任二脉与生育的关系,“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一者相资,故能有子”,其论十分精辟,历代医宗论述妇科胎产,无不奉为圭臬。
4发挥病机理论。王氏认为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可概括为四类,“一者始因气动而内有所成;二者不因气动而外有所成;三者始因气动而病生于内;四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所谓“气动”,是指脏气的变乱,即把病变分作因气动和不因于气动两类,而每类中又辨其为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法将病因病机结合在一起,不同于三因学说,备受后世张元素、张从正的宣扬。其次,对伤寒发热、虚损、“鬲消”病等病机,王冰也有独特之见。对《至真要大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一段经文。王氏不仅非常赞赏,而且还撰写了300余字的注文,反复强调要认真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错综复杂的症状,精心探求疾病机理,对分析病机的方法作了进一步阐发。
5剖析治则治法。在治疗原则上,王氏明确指出治病求本,本于阴阳,于临症应明辨阴阳水火之虚实,主张元阳之虚应“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真阴之竭应“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一精辟论述,受到历代医家高度重视。有关正治反治问题,他亦剖析入微,指出“逆者正治也,从者反治也。逆病气而正治,则以寒攻热,以热攻寒。虽从顺病气,乃反治法也。”说明对病甚者的从治,实为反治。其分析所以用从治之理,以火为喻:“夫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故逆其性气以折之攻之。病之大甚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消,焰光扑灭。”此说是指病之甚者当从顺其性而治之,其论实为后世“引火归原”法的滥觞,在临床颇有指导意义。此外,对于五郁的治疗,王氏区别五郁而分别用吐、汗、下、渗泄等法,使《素问》五郁的治法更加具体明确,后世医家治郁证多采其说而各有发明,从而使郁证的论治在中医学中形成了一门富有临床意义的学说。
王冰不仅在整理古籍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且通过对《素问》的注释,反映了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学的继承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